一

我们的道德？我们很可能仍然拥有道德，虽然它们很自然地不再是那些严肃而庄严的道德。正是因为这些道德，我们敬重我们的祖辈，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后天的欧洲人，20世纪的第一代人仍将具有我们危险的好奇心和各种各样的掩饰技巧。我们在感官和精神上成熟，而表面上甜蜜的残忍。如果必须拥有道德的话，多半只拥有与我们内心感受最深的、最隐秘的倾向相吻合，与我们最强烈的需要相吻合的道德。好吧，那就在迷宫中找一找这样的道德！我们知道，在这种迷宫中，许多东西丢失了，许多东西完全丢失了！还有比寻找结果的道德更滑稽的事吗？这不就是相信自己道德吗？但这种“相信自己的道德”，实际上不就是过去人们所谓的“问心无愧”吗？这是一种可令人尊敬的思想长辫子，我们的祖辈常将它悬在脑后，也常将它悬在理解力的背后。所以，情况似乎是，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多么不老派，多么不像祖辈那样令人尊敬，可我们却是祖辈们名副其实的子孙，我们这些问心无愧的、最后的欧洲人，仍然留着他们的辫子。嗳！但愿你知道情况会很快、非常快地发生变化！

二

在星空中，有时是两个太阳决定一个行星的轨道，有时是数个色彩不同的太阳，时而用红光，时而用绿光，在一颗行星的周围闪耀，随后又同时把两种光对准这颗行星，使它放出缤纷的色彩。与此相同，由于我们的“星空”结构复杂，现代人也受到各种不同道德的影响；我们的行为交替辉映出各种各样的色彩，很少是意义明确的——在许多场合，我们的行为是杂色的。

三

爱自己的敌人？我认为人们已完全学会了这样做。这种事情在当前大大小小的规模上，千百次地发生着；而且有时会发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我们学会了在爱的时候，而且恰恰是在爱得最深的时候，鄙视被爱的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喧哗，没有任何夸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许傲慢而自负地大谈道德。道德作为态度是与我们当今的趣味相对立的。这也是一种进步，就像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宗教作为一种态度，而最终与趣味相对立，是一种进步。父辈的趣味包括对宗教抱有敌意和伏尔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属于自由思想家哑剧的东西）。它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和精神中的舞蹈，清教徒的祈祷、道德说教和假道学，都不会与它合拍。

四

有些人非常看重别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圆熟老到，道德辨别力深刻而敏锐。与这些人打交道，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当着我们的面犯过一个错误（哪怕是有关我们的错误），他们决不会饶恕我们，他们出于本能，必然会毁谤和诬蔑我们，即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为他们甚至能“战胜”自己的错误。

五

法国的心理学家——如今其他地方还有心理学家吗？从未停止过以讥讽态度，从多方面欣赏资产阶级的愚蠢，就好像……总之，他们由此揭露了某些东西。比如，福楼拜，这位里昂的正直市民，最终既未看到、听到，也未品尝到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他的自我折磨方式和高雅的残酷。既然这一话题越来越令人厌倦，我就换个话题说点别的供大家消遣吧！我要说的就是，胖胖的善良而诚实的普通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对较为高尚的人，和这些人要执行的任务，作出机警的反应。这是一种敏锐的、带倒刺的、耶稣教教民的机警，要比鼎盛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鉴别力和理解力敏锐千百倍，甚至比其牺牲品的理解力还敏锐。这些再一次证明，“本能”是至今发现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强的。总之，你们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规则”与“例外”斗争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们看到的是适于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恶意的场面！或坦率地说，就是对“好人”，对“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对你自己作活体解剖！

六

作出道德上的判断和谴责，是智力低下者对智力较高者最喜爱进行的复仇，也是对他天赋较差的补偿。最后，这是一种获取精神和变得敏感的机会——获取的是一种恶毒的精神。令他们内心高兴的是，到底还是有一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天赋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较多特权的人，对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几乎是为此而需要信仰上帝。正是在他们当中，可以见到最坚定的无神论反对者。假如有谁对他们说：“崇高的精神与纯粹有道德的人他们的诚实和可敬有天壤之别。”那会使他们勃然大怒。我将设法不说这样的话，我要用我的理论奉承他们，说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为道德品质的最终产品而存在；它是在“纯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或许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获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义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纯洁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被授权维持世界上的等级划分，不仅在人之间，甚至在事物之间，维持等级划分。

七

既然人们现在都那么热烈地赞扬“无利害关系的人”，我们就来或许不无某种危险地看一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普通人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的话（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或许还有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及沉醉的大多数事情，普通人似乎对绝对“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的，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那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只要……“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你们这些傻瓜！“那干吗还要赞扬自我牺牲者？”——凡是实际作出牺牲的人都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种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或许只是一般地更多，甚至只是感到自己得到的“更多”。可这却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的人是不愿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时，必须强忍住不打呵欠。毕竟，真理是女人，对她不应使用武力。

八

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但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总之，问题总是他是谁，另一个人又是谁。如，在一个命中注定下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对美德的糟蹋。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每一种无私道德体系，都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而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罪，而且还会刺激人们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种勾引，而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勾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屈从于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作得问心无愧，以至它们最终彻底明白，说：“适合一个人的也适合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学家和好人这样说。他这样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有不当之处。

九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测得正确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侧耳静听，透过所有那些虚荣，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音，他会听到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同胞一起受苦”。

十

欧洲的平民百姓——绝对需要—套服装。他需要把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注意到，没有哪套服装合他的身——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19世纪，该世纪的人们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变了又变，并且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感到绝望。无论是把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派的、或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的”，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它进行了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在“服装”方面第一个勤奋好学的时代。这里所谓服装指的是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准备好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的欢笑，和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准备好干下天大蠢事，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一切的前途黯淡，但我们的欢笑本身却可能是前途一片光明！

十一

历史感（即迅速察觉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赖以生活的估价等级体系的能力，也即“察觉本能”，察觉这些估价之间的关系，察觉这些估价的权威与作用力量的权威的关系）——我们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我们所特有的，是在各阶级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使欧洲陷入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只是在19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和，过去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邻和互相重叠的文化，汇成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如前所述，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人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迷宫，进入至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口才。由此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比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知道如何欣赏荷马，而很有文化的人（例如17世纪的法国人，像圣一埃夫雷蒙，他责备荷马精神过于宽广，甚至像该世纪的伏尔泰最后回声）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的鉴赏力非常明确的肯定和否定，他们很容易产生憎恶，对一切陌生事物的犹豫和不愿接受，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感到极端厌恶，以及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都不愿承认不满意自己的状况，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种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令人惊异地把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趣味综合在一起，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若见到此种情形，会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意的态度所作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它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那令人窒息的烟雾亲近和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臭味刺鼻，可我们仍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作为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谦逊、勇敢，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很知道感恩，很有忍耐力，很殷勤。但尽管具有这一切美德，我们或许却不是很“有品味”。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从根本上对它抱有成见，几乎对它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觉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好像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所遭遇的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时刻和奇妙体验。成比例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我们面对无限放松了手中的缰绳——只有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才感到幸福至极。

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