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发表中篇《北极村童话》的那一年，冬天的时候，从大兴安岭出发，到哈尔滨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平安夜的那天，几个年轻的朋友相约着，到东大直街的基督堂去过圣诞节。

我们都不是教徒，进了教堂，不会对着圣像画十字，每个人领了一份圣餐，在祷告席的最后面，看宗教的仪式。那座教堂烛光点点，气氛庄严。午夜时分，随着管风琴乐声的响起，平安夜的庆典开始了。唱诗班的姑娘们穿着洁白的礼服，缓缓地从门外走来。她们经过祷告席，在圣像下站定，高唱着赞美诗。那晚，主教的出场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留在我记忆中的，是烛光、管风琴声、高唱赞美诗的姑娘们，以及钟声。当然，从教堂出来后，哈尔滨暗夜中的漫天飞雪，也深深地占据着我的记忆。

1990年，我调转到哈尔滨工作。我最初的住房，离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天主堂很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常到教堂去，为的是听赞美诗，听钟声。在每年的岁尾，能经受这样一次“洗礼”，心里会有一种安宁感和喜悦感。

初来哈尔滨，我谈不上“爱”。我不喜欢高楼大厦，不喜欢蜂拥的人潮和城市的噪音。每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仍是在故乡度过的。大约是七八年前的一个深秋吧，我从南方参加一个笔会回来，由于飞机延误，到达哈尔滨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回城的高速公路上，透过车窗，看着依稀的灯影下那一排排脱尽了落叶的肃穆的白杨树，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了一股暖流。当你被姹紫嫣红包围着，突然回到清寂的环境中时，你会觉得清寂也是一种美。我对哈尔滨的“亲”，就始于那个瞬间。从那以后，我渐渐喜欢上了这座四季分明的城市，悄悄地打量和欣赏着它。

哈尔滨的教堂很多，它们大都是中东铁路开通后兴建的。这座城市，由于毗邻俄罗斯，与它们有着割不断的情缘。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做生意的俄侨很多，一些大商铺，如秋林公司，都是由他们创办的。东北的光复，也与苏联红军有关。建国后的50年代，苏联专家来哈尔滨进行过重点工程的援建。在这座城市，你走在街头，常常会遇见有着俄罗斯血统的混血儿。我每天黄昏散步的时候，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走过当年的中东铁路俱乐部、苏联专家楼等。我知道，那些老房子里，埋藏着很多的故事。

我读了关于哈尔滨历史的一些资料，知道苏联专家在这儿援建时，我们的政府常常会在周末，为他们举办舞会。那时候为苏联专家伴舞的人，往往是工厂里的漂亮女工。于是，一个起舞的女人的身影就在我眼前悄然浮现了。齐如云浪漫而坚韧的舞姿，吸引了丢丢——新时代的起舞者。我最想写的，就是这两代“舞者”。当然，她们的背后，是历史的风云，是她们与男人的爱恨情仇。在写作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教堂的影子；而我的耳畔，弥散着的则是圣诞的钟声。俄罗斯这个民族，似乎与奔放而忧伤的旋律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的笔触伸向罗琴科娃，伸向这个在苏联解体后来到哈尔滨谋生的女孩时，很自然地就让她带来了一把具有这种音色的小提琴。

半个月前，我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离开的那天，阴雨蒙蒙。游涅瓦河的时候，船过一个拱形石桥，我看见桥头站着一个穿着灰衣服的高个子老人。他白发苍苍，没有打伞，痴痴地望着河水，似在寻觅和追忆着什么。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起舞》中与齐如云跳舞的苏联专家。他是谁？我很想知道。可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塑造了他。那个瞬间，这个虚构的人物，在我心中突然活了起来。我猜想他对齐如云的爱有多深，可是越想越恍惚。因为爱，无论在现实还是虚构中，都是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