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北方文学》发表了短篇《沉睡的大固其固》，引起了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先生的注意，他在一篇论及黑龙江创作的文章中，对此作赞赏有加。同年，这篇被《选刊》转载。1986年3月，我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北极村童话》，一些期刊的编辑，由此注意到了一个在北部边地写作的年轻人，开始向我约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青年文学》上的《北国一片苍茫》，新创刊的《中国》杂志上的《初春大迁徙》，《山西文学》上的《鱼骨》，《北方文学》上的《葫芦街头唱晚》等。

对于一个无名作者来说，能够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已经很知足了，我从来没敢奢望过出书。大约是1988年吧，曾镇南先生对我说，作家出版社有一套“文学新星丛书”，是专为没有出过书的新锐作者设置的，他推荐了我的作品，希望我的书能够被纳入这个书系。很快，出版社通知我编辑作品，做出书的准备。就这样，我选择了两部中篇、十一个短篇，把它们交给了责编张水舟先生。

按照这套书的体例，必须有序、作者小传和一幅作者的漫画像。曾镇南先生比较熟悉我的作品，“序”自然由他来做了。他在肯定我作品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比如“一个真正洞察人间烟火的作家，是不能回避对现实关系、对社会冲突的认识和艺术掌握的。这一方面，迟子建还显得稚嫩了一些”。这段话，二十年后来看，对我和文坛，仍具有警示作用。

编辑作品的那一年，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那个时期，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刚好在黑龙江大学做外教，他是个萧红迷。他从王观泉、鲁秀珍老师那儿，了解到我的作品，选中了《葫芦街头唱晚》，翻译成英文，刊登在香港的《文星》杂志上。所以我作品最早的译者，是如今声名日隆的葛浩文先生。这一年的初夏，他来北京讲学，得以相见。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喜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说当然。他很高兴，神秘地对我说，那我带你去看鲁迅。我们来到三里屯，敲开了一座旧楼中的一个单元门。原来，他带我拜望的，是著名画家裘沙和王伟君夫妇，他们以为鲁迅作品做插图而闻名。裘沙先生佝偻着腰，面容清癯，话语不多；王伟君女士则端庄大方，善谈一些。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他们展开的一幅幅画卷——祥林嫂、阿q、孔乙己……那个鲁迅笔下的苍凉世界，穿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硬朗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给夏日的阳光，平添了一抹忧郁的色调。那时我正为新书扉页的漫画像发愁，不知该请什么人画。这次聚会后，我试探着给裘沙先生打了个电话，问他可否帮助我。裘沙先生客气地说，他不画漫画，倘若画的话，以他画鲁迅的笔，会把我画得老相。他推荐了他的儿子，说他可以。裘大力那时好像在中央美院读书，印象中是一个高而瘦、略微腼腆的青年。就这样，一个午后，我来到裘沙先生家，由裘大力做了我的漫画像。画中的我，还戴着一枚戒指。我们那个地方的老辈人，都说戴金子压惊辟邪，所以家人送了我一枚金戒指。我把它戴到了无名指上，在大人堆里，扮出一副心有归属的模样。而其实，那个时期，人看上去兴冲冲的，实则心是空的。如今，这戒指早就不知扔哪儿去了。我不喜欢金子，而且到了宠辱不惊的年龄，是不需要什么东西来为自己“压惊”的了。

序言和漫画都有了，我撰写了小传。其中的一句话，如今读来感慨万千：“她崇尚悲剧，但并不喜欢为悲剧而流泪。她认为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面对的往往是失败的命运。”那个“她”，当然是自指。当时我二十出头，应该说正处在花样年华中，可却说出如此悲观的话来，看来在我的天性中，对生命和艺术，始终满怀忧伤和惆怅。

“文学新星丛书”出到我们这一辑，是第六辑了。除了李晓、庞泽云和韩春旭，还有阿来。同一辑的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团体，虽然大家疏于联系，但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名字，还是无比亲切，因为我们来自同一组织啊。

我这本书的名字是《北极村童话》，这个书名像我的乳名一样，虽然后来不常有人叫了，但只要想起来，心底还是热乎乎的。它三十二开的小开本，白地封面上有一座木刻楞房屋的剪影，屋顶是白色的，看来它是雪中的屋子。这本书定价两块七，在当年，算是不菲的价格了。因为在此之前，买一套三卷本的上海译文出的但丁的《神曲》，还不足四块钱。去年，我到大连参加王安忆女士的作品研讨会，安忆带的研究生李一对我说，她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这本《北极村童话》，店主要了她二十块钱。我知道，聪明秀婉的李一，并非是为作品的内容而去的，她要的，大约是那个文学时代的气息吧。

这本小巧可爱的书，像一个浅浅的脚印，留在我创作的路上。这个脚印不会因为我走得遥远而看不见了，因为你无须回头，只要还能闻到露水和野草的气息，就知道，那个脚印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