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五一节，呼玛丽像石头一样的沉默，她躲着全班的同学，特别躲着郑波(郑波原来为了她去参加游行而欢喜过呢)。每天一下课，还没给老师鞠完躬，她拿起书包就走掉了。校庆那天，她也没到学校来。

郑波和平常没有分别地找她一起做功课，她惶恐地摇头，要走，郑波问她：“怎么，你?”

她说：“原谅我!”

郑波放心不下，她又找了一个机会，追着呼玛丽问：“告诉我，为什么你不理我了?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呼玛丽着急地说：“不，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我的神甫……”呼玛丽终于说了，她像等候裁判似的仰视着郑波。郑波明白了。

“我不懂，为什么一个神甫要离间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郑波气愤地问。

“你说什么?”呼玛丽害怕了。

“我说他离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没有说过你的神甫的坏话，他不该禁止你和我做朋友。我知道，天主教并没有规定教徒应该没有朋友，没有同学，只有孤独……”

“别说了……”呼玛丽咬紧了下唇，“郑波，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比谁都好，你为了我好……但那是不行的，我不能不听我的神甫的话，等一等，再等一些时候，我要把你的品德告诉他，我要去求得他的允许，可是……”

“不，不要把我告诉你的神甫，我觉得他不是好人。”郑波沉重地说。

“啊?”呼玛丽倒吸一口气，离开了。

在郑波去田林那里以后的星期一，呼玛丽没有到学校上学。

中午，校长把郑波找了去。

校长不慌不忙地让郑波坐好，指点着新买的画叫郑波品评，给郑波倒水喝，和她闲聊着班上的事情。郭校长看着郑波，有一种模糊的、或许有些“狭隘”的感情。郭校长不仅是校长，她还是党的支书。她各种工作太多，过组织生活又经常与学生中的党员分开，用她的话说：“对这些‘小’党员关心得太少。”但是，她爱这些年轻中学生里边的党员，因为她们对党的事业忠诚，她们的精神成长得很快，她们在自己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担起了很沉的担子。她总觉得应该比对一般同学更多地为她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她没有做，于是，她在向郑波谈工作之前，补偿般地亲切地与郑波闲谈，亲热地笑着。

“你瘦了!”校长像母亲似的说。

“没有。”郑波否认。

“你的生活怎么样?我听说……”

郑波简单地把田林的事告诉她，并且说：“这一切都己经成为过去……”

“噢，”校长的嗓子响了一下，“为什么不一起玩了呢?”她用手指轻轻地敲敲桌面，迅速地说：“你做得对，这样好。我们谈别的吧，呼玛丽今天来没来上课?”

“没有。”

“那就是了。”校长小声说：“公安局来人说，今天早晨，把她的监护人──天主教神甫李若瑟逮捕了，李若瑟是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校长站起来，把门关紧，皱起眉头说：“他们讲，呼玛丽表现得很不好，在抓李若瑟的时候，呼玛丽抱着李若瑟哭，对公安人员的态度也非常坏，他们想了解一下，呼玛丽本人有什么问题……”

郑波稍微有点紧张地想了想，她肯定说：“没有，我觉得呼玛丽是个好人，她很不幸。”

“嗯，”校长点点头，“我也是这样想，如果呼玛丽怨恨我们，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没有把李若瑟这个坏蛋的影响从她脑中清除。解放才三年多，她跟着李若瑟已过了十来年，解开束缚在她身上的绳索，并不容易。可是现在好了，把李若瑟这个坏蛋抓起来了!”

“我觉得呼玛丽已经不错了，我们常在一起聊，今年五一游行她也参加了。但是近来，她又和我渐渐疏远，她自己说，李若瑟不让她和同学们接近。”

“我们偏偏要去接近她。我已经跟你们班主任研究过，下午，你再找个同学，跟袁先生一道去看看她吧，还不知道她一个人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得耐心，一百个耐心，一个孩子到现在还不了解自己的祖国，那是痛苦的……”

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郑波坚信地保证说：“呼玛丽一定会好起来。”校长用感激的眼光目送郑波出去。

李春、郑波和袁先生去看呼玛丽。他们走得很快，间或谈论几句，各自思忖着怎样进行这次不平常的访问。李春看看郑波，又看看袁先生，对要做的事产生了新鲜的感觉。她想她可以易如反掌地帮呼玛丽补上一天的功课，同时她也愿意以自己“好学生”的威信和机智的口才去鼓舞、劝说呼玛丽。袁先生努力迈着大步，他有些跟不上，多少年，他访问过各式各类的学生的家庭──偷窃者、阔小姐、半白痴的年轻人……但是他还摸不准呼玛丽这个虔诚的教徒的心，他有些不安，怕做不好。由于连日没睡好，郑波有些疲乏，她仍然时不时地揪着心想起田林，因而──谁知道──她急迫地想给呼玛丽做一些事情。他们拐了几个弯，走进一个死胡同，到了。

呼玛丽的“家”门口挂着一块破旧的牌子，上写“圣鲍斯高(鲍斯高：圣徒名。)苦修会”。一个持枪的公安战士站在门口，使李春他们吃了一惊。他们说是找呼玛丽的，战士含笑挥手请他们进去，对于出入，找人，并没有任何限制。这个院落前边住着几家三轮车夫、鞋匠和给白塔寺的丑角演员“大妖怪”敲锣的“乐师”。他们疑惧地打量着郑波等三个人，回答他们的询问，告诉他们呼玛丽和李若瑟住在最后院。去后院的路口，三个穿得破烂的孩子偷偷扒着头看院落里匆匆工作着的公安人员，小孩子把呼玛丽住的东屋指给她的老师和同学。

“呼玛丽!”郑波叫了一下，没有应声。

他们走进那阴暗而潮湿的小屋，拥塞的杂物压迫着这三位客人。他们进屋的时候，呼玛丽侧卧在床上，蜷曲着，背对着他们。床边是一张跛腿的桌子，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放着一个大窝头和一碗萝卜汤，几片萝卜漂在没有油的盐水上。窝头掰下了一块，但是没有吃，放在萝卜汤旁。袁先生又招呼了一声呼玛丽，李春也说：“瞧，袁先生来看你了。”呼玛丽无声地转过身，坐起来，呆呆地看着他们。

呼玛丽的神情使他们战栗了。她的头发散乱，眼睛红肿，脸上布满黑一道白一道的泪痕。她的嘴唇干裂，好像咬出了血。她的显得肥大的衣服揉皱了，斜拧着，好像要从瘦弱的身体上脱落下来。这一切，尤其是呼玛丽呆滞的眼光包含着的深重的忧伤和莫知所措的茫然神情，以可怕的痛苦的力量刺激着她的同学、老师的心──他们己经多么习惯观看年轻人健康的幸福的笑脸啊。

“呼玛丽同学，你身体不好吗?今天你没去上课，大家都很不放心……”袁先生首先说。

呼玛丽不回答。

“呼玛丽，我帮你补上笔记吧，今天外国史讲得特别多。”

仍然不做声。

没有比沉默更使人难受的了，呼玛丽的沉默好像千斤重担似的压在他们三个人的肩上。李春鼓起勇气走近呼玛丽，拍她的肩膀，大声问：

“你怎么不说话呀?袁先生也来了……”

“我说什么呢?”她嗓子的嘶哑使她自己和别人同样地吓了一跳，她推开李春的手，恨恨地说：“我不去上学了，今天不去，明天也不去，再也不去学校了。”

李春往后退了。

“呼玛丽同学，你的情绪不太平静，我们知道。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到学校来。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李若瑟，这并不干你的事，你是个肯努力的、用功的学生，眼看就要毕业了，你的前途是光明而且是远大的……”

“先生，您说李神甫和我没关系，”呼玛丽打断袁先生的话，用从来没有的抵抗神气争辩着，“您这是凭什么说的?我要问，政府是不是要消灭天主教?”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要逮捕我的神甫，我的亲人李若瑟?”

“如果他犯了法，如果他做下了反革命罪行，那不管是神甫还是别人，都要受国家的制裁。”

“那么我呢?”

“你是个爱国学生，你应该拥护政府的措施，为混入教会的反革命分子的被清除而感到庆幸……”

“庆幸?”呼玛丽悲愤地喊起来，一向温顺的、难得说几个字的呼玛丽叫喊起来了，这是可怕的。她嘶哑地一边哭一边说话，悲痛哽塞着喉咙，“庆幸?先生，你们多么轻松，多么快活，你们庆幸吧，让天主保佑你们的快活吧……但是你们知道我的难过吗?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一个谦卑的天主教徒，你们知道她的难过吗?”呼玛丽被眼泪所窒息，摇晃着说：

“郑波和李春，我的同学，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有爸爸，有妈妈，”呼玛丽痛苦地说着“爸爸”、“妈妈”这两个十分生疏的词儿，“他们疼你们，爱你们，养活你们，天冷了给你们盖被，生病了给你们煮水，可是有谁告诉过我的父母是谁吗?啊，我也活了，也活下来了，也长成了人，也能和你们这些上天宠爱的幸运者在一起上学。我靠什么?只有靠教会，靠神甫。我从五岁就开始劳动，绣手绢累弯了腰，洗衣服磨破了手。五岁!知道吗?那时候你们也许还在妈妈怀里吃甜饼……十几岁，我几乎被嫁出去，谁救了我?若瑟神甫。到现在，我一无所有，没有棉袄，棉裤穿了五年，大雪天露出了通红的小腿。没有文具，写字的时候去借人家的钢笔。没有钱，没有亲人……前些日子我吃了半块蛋糕，我以为那是天下最好的食物……为什么要说这个?别以为我怨恨自己的命运，不，不，我也快乐，因为我有天主，有信仰，有我的神甫。我的神甫用天国的光辉照耀着我，使我坚韧地活下去，但是……”她愈说愈激动，已经泣不成声，“为什么，为什么要逮走我的神甫呢?”

她伏在床上，凄厉地哭着，慢慢变成含混的呜咽。她抓起肮脏的床单的一角，擦拭眼泪。

呼玛丽的爆发似的诉说，感动了那三个人，他们的眼泪仿佛也已经涌上来，袁先生不忍地摇头和叹气。而呼玛丽最后得出的结论──归结为对李若瑟的忠实的信仰和爱，却又荒谬得令人气恼，半天，谁也说不出话。

呼玛丽一跃而起，她给袁先生鞠躬，又向着郑波，向着李春，拉着他们说：“谢谢您，袁先生;谢谢郑波，好郑波;谢谢李春。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咱们一起去求求他们公安局的人，求他们把李神甫释放了吧……”李春和袁先生像受了打击似的说不出话。郑波慢慢地抑制住千丝万缕的感触，挺身站起来，拉着呼玛丽的手，用自己的手拭去她的眼泪，说：

“安静点，你安静点……”

呼玛丽向郑波叫：“我要我的神甫!”

“你错了，完全错了，你想想你有多么糊涂!”郑波摇着她的肩膀，说出每一个字，像吐出每一颗铅弹一样，“你过去的生活很苦，这难道是共产党给你的?不，正是我们的伟大的党，她要擦干我们的眼泪，给青年缔造幸福!你说得不对，五岁的时候我没有在妈妈怀里吃甜饼，那时候我和妈妈一块为我的爸爸烧烧纸，我爸爸被美国吉普车轧断了肠子……”郑波沉默着，她等待那阵痛似的激动过去。

这时李春沉重地说：“五岁的时候，我也没有父母了。”然后她用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在旧社会，哪一个儿童也不幸福。”郑波接着说：“可是现在呢?五一晚上我们跳了一夜舞，同学见了同学就笑个不住，所有的童年的难过的记忆，就像太阳底下的冰雪一样，消失得没有踪迹……当然，你比我们要苦许多，我们对你的关心也太少，那正是因为李若瑟害了你，李若瑟是你最大的敌人。他迷惑你，威吓你，束缚你，使你不能畅快地生活在美好的新世界……你住在解放了的中国的首都，却不了解自己的祖国。你在女七中念书，却像处于咱们班之外，甚至于，你都不敢和自己的同学谈话，大家也没法帮助你。亲人，咱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愿意做你的亲人，但是李若瑟叫你把所有的朋友推出去，李若瑟从精神上蹂躏着你，杀害着你，你却为这个大罪不赦的坏人求饶恕!”

郑波严厉地，不带任何怜悯地直视着呼玛丽。

五一以来，所有的动摇、意外、恐怖和悲哀，已经把呼玛丽弄昏了。整个的世界在她眼前都翻了个儿，天空摇摇欲坠，即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变得歪歪斜斜，加在呼玛丽身上的残酷的生活，使她朦胧地渴望着抵抗和斗争，或者大哭一场也好。李若瑟被逮捕了，她的苦恼，她的怨恨一齐转向了党和政府，于是恭顺的呼玛丽向党咆哮了，然而，郑波用坚决的手止住了她。

也许李若瑟对她的“好处”其实很有限，也许她未尝没有不满意过李若瑟，但是由于失去，由于事变的发展大大使她意外，就使她百倍地觉得可贵。多少年来，她的心目中的李若瑟，是天主的使者，是圣母的洁德的化身，她向李若瑟跪拜，就像向耶稣基督跪拜一样。可怜的孩子，用你的虔敬的心去美化那本来丑恶的骗子，去填补对于圣洁的渴望，结果不是常常把自己欺骗了吗?

当呼玛丽受着郑波的驳斥的时候，她的头麻木了，好像有无数的肉眼不能见的小针扎在她的脑子上。

她僵硬地回身坐下。

“郑波说得对，”袁先生咳嗽着说：“我知道，你把你的整个的心都交给宗教了。青年人都是热情而且真诚的，可是你也要提防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披着羊皮的豺狼，这样的人我也接触过，他们口口声声讲着上帝，实际上，他们最卑劣……”

呼玛丽没有听完袁先生的话，她眼睛里的悲痛和怨恨的火渐渐熄灭了，只剩下黯淡的疲倦的神色，呼玛丽先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慢慢地头垂下了，倒在床上，昏昏沉沉。

过了会儿，郑波走近去看她，小声说：“她睡了。”把被子给她拉上。

“我给她补上笔记吧?”李春问。

“她还没吃饭呢。”袁先生指一指窝头和可怜的萝卜汤。

他们三个人悄悄地议定，李春替呼玛丽抄上笔记，袁先生出去给她买点心，郑波回学校拿被褥，陪呼玛丽睡一宿。最初李春坚持郑波面色不好，还是由她来照顾呼玛丽，但是郑波觉得自己还可以和呼玛丽谈得来，于是，那样决定了。他们还商量好，明天一早就劝呼玛丽搬到学校去。

夜里，呼玛丽醒了，她看见了地下睡着的人。郑波不等问就起来，说：“我是郑波。”

“你为什么睡在这儿?”

“怕你不舒服，有什么事。你快吃点东西吧，这都是袁先生给你买的……”呼玛丽摇摇头，用她火热的手拉了一下郑波的手，忽然，她探身坐起来，问：“那是什么?”又无力地躺下了。

郑波看看四周，什么都没有。这时，呼玛丽又说：“你走吧，走吧……噢，怎么这么疼……”她摸着自己的头，辗转着。

“睡吧，我的好朋友，”郑波一个个地抚摸着她的手指，“别惊慌，一觉睡醒，什么都亮了，什么都好了，一场噩梦也就过去了。明天，一早，咱们搬到学校，听吴长福说笑话，看周小玲打篮球，或者，干脆我们也去玩玩篮球，然后袁先生给上课，袁先生讲得多好……”

呼玛丽不再动，她不时地抽噎着，像一个挨了打的满腔委屈的小孩子。慢慢地，呼吸平顺了，所有的痛苦、怨怒和破碎的语句，一齐消失在低沉的黑暗中。郑波也困了，她打一个哈欠，久久地张着嘴，她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她躺在地上，地不太平，又有些潮，她细心地听着呼玛丽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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