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退役了。

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他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多纳的宁静的庄园。电话铃响了，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

一九四五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

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有能够代表美国的身份和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马歇尔重回华盛顿。

在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

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

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的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深知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战争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一个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企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三年后，当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斯大林承认了他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

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

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的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

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

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协商军队安全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

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以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

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同一天发布了停战命令。

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议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各处战斗激烈。

十三日上午，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立即接敌，守住阵地，寸土不让。战斗结束，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四时。

停战了！

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万五千美金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幻梦。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到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还是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c－47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所有的协议充满期待。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周恩来回到重庆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马歇尔乘着美国陆军航空兵部专门为他改装的c－54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