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周开成被兵团司令官李弥叫了去。

李弥先给周开成两筒加力克香烟，然后交给他一封陈毅写的劝降信。周开成看了之后说：“现在一无饭吃，二无弹药，怎么打仗呢？今天上午有人报告，说共军部队都换成了民兵，是否把野战部队调到双堆集解决黄维去了呢？”

李弥说：“黄维已经完了。”

周开成十分惊愕地看着李弥，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小时之后，刘峙从蚌埠给杜聿明发来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到达：“第十二兵团也已突围，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

杜聿明说：“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杜聿明心情之恶劣，已不在于黄维兵团的覆灭，而在于李延年兵团的回撤。因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蒋介石已决定让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自生自灭。杜聿明实在想不明白，如果决定突围，为什么不双方同时行动?先是只顾徐州不顾黄维，后又只顾黄维不顾邱清泉和李弥，现在黄维已被歼灭，解放军完全可以全部移至陈官庄战场。杜聿明再次致电蒋介石陈以利害，强烈建议迅速从武汉和西安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实现淮海战场的两军决战。杜聿明认为，只有这样也许还能扭转战局。

晚上，杜聿明的电报到达南京的时候，南京国民党军空军俱乐部礼堂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为执行“徐蚌会战”轰炸任务的空军有功人员颁发嘉奖令。突然，一声巨响从天而至，一颗重磅炸弹在俱乐部旁边爆炸了，蒋介石立即在警卫的护卫下匆匆离开。炸弹是从一架b－24轰炸机上投下来的，投弹者是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五人。这几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早就有投奔解放军的想法，当他们得知徐蚌战场上黄维兵团已被全歼的时候，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驾机起义，先把炸弹扔在蒋介石的脑袋上。炸弹虽然投偏了，但爆炸声引起南京城的巨大混乱，全城彻夜戒严。俞渤和他的同伴计划直飞沈阳，由于天气不好，且油料准备不足，只好在石家庄机场迫降。机组人员一下飞机，就看见了机场上朝他们挥舞的无数面欢迎的红旗。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寝食难安。在长江以北的巨大战场上，东北地区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入关，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接着，无论如何催促杜聿明和李延年南北对进解救黄维，但黄维还是无法支撑下去，第十二兵团的十二万人顷刻间灰飞烟灭。黄维被歼之后，不但杜聿明的两个兵团处境迅速恶化；更严重的是，如果长江以北的战事全部崩溃，南京就在长江边上，毛泽东是否会一鼓作气直取自己所在的南京城？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杜聿明了，决定马上收缩兵力，以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

蒋介石连续致电刘峙，强调对淮河和长江的防守：命刘峙部的后方人员全部撤到长江以南；李延年第六兵团第九十九、第九十六军和刘汝明第八兵团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以及白崇禧指挥的第四十六军担任淮河一线防御，如果遭到进攻要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将主力全部撤到长江以南；第五十四、第三十九、第六十六军立即开赴南京，归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迅速完成长江防御作战的准备。同时，第二十八军和第五十二军也迅速退守长江一线。蒋介石严令刘峙：“依淮河地嶂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

尽管黄维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军长江以北的战局进一步恶化，但是，蒋介石在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就决定全面撤守淮河和长江，从而将傅作义和杜聿明两大军事集团置于完全不顾的境地，还是显得过于惊慌失措了。从当时的战场态势上看，解放军主力部队依旧面临着两大强敌，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即刻去突击淮河、长江进逼南京——如果支援傅作义集团作战也许显得鞭长莫及的话，匆匆将唯一可以协同杜聿明集团作战的蚌埠部队后撤，致使近在咫尺的杜聿明因此孤悬于解放军的重兵之中坐以待毙，理由是什么呢？

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引起了杜聿明集团人心浮动。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利用夜色组织步兵强行冲开一条血路，战车团长赵志华则主张白天突围，第五军二00师师长周朗甚至主张“我们来个假投降”。而杜聿明心里知道，此时“弄假也会成真”。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去了兵团部，看见邱清泉正与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喝酒。邱清泉边喝边玩弄他那把精致的手枪，邱维达说：“你手枪里不是有三颗子弹吗？”邱清泉说：“最后一颗要做我的朋友。”一见余锦源进来，邱清泉提高了嗓门：“你要注意啊，我俩要不是黄埔同学的话，我是很怀疑你的！我听到共军的电台里整天叫余锦源！”余锦源说：“这是宣传攻势，与我有啥关系？”

十七日这天，陈官庄四围解放军的阵地上广播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上来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这是毛泽东的行文风格：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许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璧光（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师长）、黄子华（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各率半个师投诚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淮海战役的局势越演越烈，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相继被歼，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军事压力依旧存在：

首先，杜聿明虽然被重重包围，但这是由国民党军两个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组成的极其坚硬的集团，而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因连续作战，除粮弹需要继续补充和官兵极度疲劳之外，部队因严重伤亡造成的减员没能来得及补充。华东野战军在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经过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及追堵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兵团的一系列艰苦作战，部队干部伤亡巨大，“除团以上干部可勉强维持外”，“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一线作战连队干部尤其缺乏，目前大部分连队有连长没有指导员，有指导员没有连长，抑或有正职无副职或有副职无正职，“少数连队只有一个连干部”。

其次，如果立即对杜聿明集团发动全面进攻，于全国战局不利。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进行了十天，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的退路。但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越过长城，对傅作义集团的完整包围尚未最后形成，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毛泽东认为，在华北出海口还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如果淮海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势必导致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北国民党军仅存的军事力量——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南下逃跑，国民党军也有能力从上海调集大量船只北上接走平津之敌。如何防止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略，给蒋介石一个杜聿明也许能够生还的错觉，使其不易下定完全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

为“关照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并提议华东野战军“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要求中原野战军“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时，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同时，华东野战军“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以一部抗击之”。

毛泽东已决心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予以全歼。

毛泽东打电报给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果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毛泽东希望刘伯承在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能到西柏坡。

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开始展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前景了。蔡凹村，位于安徽萧县与河南永城间的交界处，是黄淮大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落，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就在村北一间土坯砌成的房间里。十七日晚，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驱车赶来，粟裕与刘伯承至少有十七年没见过面了，他特意派人去符离集买了两筐烧鸡回来。此时，歼灭杜聿明军事集团“已是稳操胜券”，将领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着重讨论了眼下部队休整问题和未来渡江作战问题，并决定由粟裕与张震连夜起草渡江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的意见前往西柏坡，邓小平则返回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宿县以西的小李庄。

为保障部队顺利休整，同时防止杜聿明突围而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一、第九纵队和渤海纵队，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第四、第十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以韦国清、吉洛（姬鹏飞）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为包围监视杜聿明集团的一线部队，一线部队“边围困边休整”。二线部队的休整布防位置是：第十二纵队于薛家湖、山城集和火神段，冀鲁豫第三分区两个团于夏邑，两广纵队和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于会亭，豫皖苏独立旅和野战军骑兵团位于阳，鲁中南纵队位于永城，第三纵队位于铁佛寺和百善，第十三纵位于马村桥，第六纵队位于三铺，第七纵队位于萧县，第三十五军位于山城集。中原野战军，除以豫皖苏军区五个团位于淝河沿岸向蚌埠方向警戒之外，主力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担任战役预备队，随时准备协同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或阻击蚌埠方向可能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由于蒋介石命令李延年兵团撤退，包围杜聿明的华东野战军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也意味着杜聿明集团已是插翅难逃。

长江以北的一次次大规模战役，已使国民党军总兵力急剧下降——“他们就像漏斗里的沙子因为伤病、死亡、投诚、起义而迅速流失”。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也同样会面临严重伤亡，但是其兵员补充速度令人惊讶。有资料统计，在围歼黄百韬和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华东野战军共伤亡官兵七万三千三百多人，其中的一万两千七百名轻伤者经过治疗迅速归队。同时，在华东野战军各级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和直属部门中，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无论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参谋、干事，乃至纵队的文工团员，甚至是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将到一线战斗部队作战视为无尚的光荣。他们中不少人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对参加作战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斗志。前线战斗激烈的时候，连村子里的百姓都上阵地去救护和支前了，他们对自己还在干机关事务和保障工作感到不自在，他们总是对传到指挥部的“阵地告急”之类的话十分敏感，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上去”。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有一千多名参谋、干事、文工团员、后勤人员下到团以下部队任职，各纵队师、团的侦察、通讯和警卫人员也大量地被充实到基层部队。那些在作战中勇敢坚强的战士被迅速提拔起来。他们个个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已经在部队认识了不少字，懂得了干部身先士卒的道理，他们被战士们推举出来，经过组织讨论和批准，接到任职命令后都会郑重地对战士们说：“从今以后请大家监督，别的不敢说，打起仗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保证做到！”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迅速被升级为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接受升级的部队官兵达十一万多人。其中十六个地方基干团全体升入野战军序列，这些基干团“均有两年以上的历史，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更为普遍的是地方民兵加入野战军。这些平日种地、战时参加边缘战斗的青年农民，对能够加入野战军欣喜万分。他们穿上解放军军装，拿起正规军的武器，顿时觉得自己骄傲而光荣。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有了妻儿，深夜跟随野战军大部队开拔的时候，妻子老娘就站在村口，他们当民兵的时候就羡慕解放军长长的队伍，现在他们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了，于是学着野战军官兵的口吻说：“不打败老蒋不回家！”

更令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的是，昨天还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很可能在被俘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喊着“缴枪不杀”朝你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任连长，还有的因伤亡大，几个营并成一个营打”。陈赓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因为“每个团与其保持三个营的架子，不如整编为两个营，战斗力要比三个营强”。十旅旅长周希汉不同意，他说：“我们这个营，原来有五百多人，连续战斗伤亡了五百多人，现在还有五百多人。”陈赓奇怪地问：“你这个账怎么算的？是不是算错了？”周希汉说：“我没算错，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和报出你的苦出身，立刻就会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诚地对他们说：“兄弟，你解放了！”然后，这个递过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过来一根纸烟，那种感觉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才回来一样。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士。于是，连队开会的时候，一个话题总是讨论个没完没了：过去是为谁卖命？现在是为谁打仗？华东野战军里竟然出了这样的现象：打黄百韬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到打黄维的时候因作战勇敢已经成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当上了排长、连长。周恩来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

陈官庄附近的战场暂时沉寂了。

十八日，蒋介石派来的一架c－47型飞机在陈官庄临时机场降落，把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接往南京。第二天，这架飞机又飞回陈官庄，从飞机上下来的除了舒适存之外，还有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了蒋介石和王叔铭的亲笔信。

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由于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的缘故。十五日晚上黄维的突围毁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了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的部队都被牵制着，无法抽调，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来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要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而王叔铭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校长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董明德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将各方面考虑与明德兄谈清楚，弟将尽力支援。

参谋长舒适存告诉杜聿明：“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杜聿明不愿意突围，他认为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独自突围等于死路一条。但是，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自己不甚熟悉的董明德在场，他不得不开始协商空军掩护突围的具体方案：突围开始时，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及p－51驱逐机，每天一百架次，支援地面部队，掩护侧翼安全；步兵进入攻击位置后，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飞机获得信号后，立即投下催泪性毒气弹，随即机翼上下摇摆，表示投弹完毕，地面部队趁共军视线模糊之际，一举突破并占领阵地，随后发出三颗绿色信号弹。董明德随机带来了八百多具防毒面具，空军还准备再空投两千具，空投代号被定为“草帽”。

杜聿明将师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为保密起见，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入会场。杜聿明对大家说：“总统很关心我们这些忠勇将士，为把我们救援出去，特派空军总部的董副署长来，计划用飞机掩护突围。空军在共军的上空，观察得很清楚，还可以用火力压制共军，大家只要把陆空联络信号规定好，便可以顺利突围。各将领要掌握好部队，准备行动。”接着，董明德把航空照相图挂起来，详细讲解了空军的行动计划和地空联络的要点。最后李弥问：“空军要给我们投足粮食弹药，我们还要进行防毒面具的使用练习，这需要多少时间？”董明德回答：“一个星期差不多。”

开完会，杜聿明给蒋介石写回信，他依旧向蒋介石阐明，突围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就目前局势而言，上策是，由武汉、西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加上蚌埠地区的主力部队，进入淮海战场，在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配合下，与共军决战。中策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而所谓“政治上的时间”，除了指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始终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和攻击形势的变化（解放军因伤亡导致攻击力量不足）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军不要把主力部队丢光了，以便将来万一需要与共产党人和谈的时候有资本。下策是，照令突围。董明德和舒适存准备回南京汇报，陈官庄却突然风雪大作，飞机无法起飞。董明德和杜聿明挤在同一间屋子里长吁短叹。闲聊的时候，董明德表示，他认为从各方面讲，仗都不能再打下去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杜聿明在绝望之中竟然预测到弄不好蒋介石会跑到台湾去：“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我们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邓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如果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去，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明德建议杜聿明到南京去面陈看法，杜聿明认为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也晚了，无法挽回。”叹息不已的董明德显然比杜聿明更悲观，他说“陆军将领有钱，可以跑”。杜聿明回答：“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

一个被俘的李弥兵团的军官带着陈毅写给杜聿明的信回到包围圈里。这个军官显然已经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不出来话。李弥向杜聿明报告此事，杜聿明含糊地让李弥看着办。但是，李弥坚持要求杜聿明见见那个送信的军官，于是那个军官被带到杜聿明的住处。杜聿明认真地看了陈毅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很客气，后面口气越来越硬，信中有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不为人民服务？”杜聿明顿时一头雾水：共产党说的“四大家族”是指什么？但是，他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杜聿明想的是，如果共产党方面能够保全他的部队，他可以考虑同意陈毅的劝降条件。

杜聿明拿着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邱清泉只看了一半，一句话没说就把信扔进火盆中了。杜聿明也没再说什么，离开了——“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我觉得太不值得。”

李弥与邱清泉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杜聿明一直认为，邱清泉是蒋介石派来牵制他的，因此对邱清泉格外小心。而李弥虽然喊打喊冲的时候少，但与杜聿明更亲近一些，只是他的一个要求令杜聿明很不理解——李弥要求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他的第十三兵团。第六十四军原隶属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建制，一个多月前，这支部队在碾庄圩被华东野战军全歼。没人知道李弥为何想起这码事——在危在旦夕的围困中，李弥竟然依旧热衷于扩充实力，这种军阀式的贪心和野心已经畸形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杜聿明真的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了李弥，李弥在缺衣少食的包围圈里开始大量提拔和任命这个军的各级军官。他将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提拔为第六十四军军长，然后把他的亲信们一一都安排了职务，从正、副师长，正、副团长一直到正、副营长，正、副连长。官都任命完了，兵从哪里来？于是以一支跟随部队的地主武装为基础，加上抓捕和收容游荡在包围圈里的散兵，最后勉强凑了大约四千多人。只是，李弥任命的师长和团长们还没来得及上任，陈官庄就被华东野战军攻破了，倒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再次被歼灭。

邱清泉情绪多变。有时他表现出不客观的乐观，在他的军官们面前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何必这样悲观呢？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向外流，鱼还会有漏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区打游击呢！”但是，有时他又破罐子破摔，他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后，你是参谋长，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了！”李汉萍的描述是：“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蒙头大睡，万事不管。”即使邱清泉已处在醉生梦死的状态，他也没有放弃从包围圈中突出去的企图。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邱清泉部的一个师与华东野战军八纵的一个团在蚌埠北面的刘集村激战一夜。八纵十二师二营已伤亡殆尽，只剩下预备队五连六班的七名战士，班长名叫王道恩。王道恩决定带领身边的战士，向当面企图突围的敌人发动攻击，尽管阵地前的敌人数量是他们的两百倍。

七个战士分成两个小组，分两路摸进村子，很快就发现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看样子是个炮兵连。王道恩向两个小组做了个手势，突然大喊：“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个敌人开了枪，子弹擦着王道恩的耳边飞过去，王道恩一个点射，射倒了几名试图抵抗的敌人。“谁反抗就打死谁！”刚刚占领村子的国民党军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解放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军官说：“别打！我们投降！”但是，那个军官迅速地弯下身，拿起一挺机枪就要射击，被王道恩即刻开枪打倒。在受伤军官的呻吟声中，一百多名国民党兵举起了手。

迅速地处理俘虏之后，国民党军的反击开始了，数百名敌人在漆黑的夜色中蠕动，曳光弹的光亮下，成片的钢盔寒光凛凛。

七名战士都上了刺刀，准备一死。

王道恩决定还是主动发动攻击，而且要朝着敌人的核心工事猛打猛冲。核心工事是一条环形的战壕，王道恩和战士们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往战壕里冲。敌人顺着战壕向后跑，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六班带的手榴弹很多，足有几大筐，仅王道恩一个人就扔出了百十来颗，最后打得战壕里的敌人直叫喊着要投降，六班的战士端着刺刀扒拉着数数，又是一百多人。

七个战士兴奋极了，接着向村子西北角敌人最后的阵地开始攻击。这是一个梅花形的子母堡群，最大的堡垒直径有十五米，敌人的师部就设在里面。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小地堡里的机枪同时射击，弹雨横飞，打得六班战士根本抬不起头来。一个战士在弹雨中慢慢往前爬，爬着爬着回头指给王道恩看：“班长！他们在这里！”黑暗中，王道恩看见了敌堡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一片尸体。这是突击队六连，昨晚激战的时候，从连长到战士全部倒在了这里。

七个战士就是为了报这个仇冒死发动攻击的。

但是，看见眼前的情景，他们还是哭了。王道恩，沂蒙山里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村里庆祝日本鬼子投降的锣鼓声中，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上过几年小学，还在八路军开办的识字班学习过，懂得些道理，加上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为华东野战军中有名的战斗英雄。这次参加反击邱清泉兵团突围的战斗，领导让他的六班当预备队，他很有点不服气。但是，当敌人占领了刘集村的大部分阵地，上去的连队没有一个人下来时，他牙咬得咯咯响。王道恩问六班的战士有没有胆子发动反击，大家都说这回死就死了，兴许能把阵地夺回来。

王道恩说，敌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只有七个人，干脆就朝那个大母堡打，打他个天翻地覆。于是大家再次准备手榴弹，包括自己携带和从战场上收集的，个个身上都挂满了，大筐里也装满了。王道恩一声令下：“投！”七个人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最终，硬是将敌人设置在母堡前的防御线炸开了一道缺口。七个战士并排往上冲，敌人的机枪盲目扫射，战士们左躲右闪，他们爬上了母堡的顶部，一齐往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母堡里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一支枪挂着条白毛巾伸了出来。接着，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一支接一支的步枪跟着扔了出来。

天亮了。刘集村内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

王道恩的六班的战果是：毙伤敌人两百七十人，俘虏六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九挺，步枪七百多支，迫击炮九门。令人惊奇的是，六班七名战士竟无一人伤亡。

二十岁的班长王道恩荣立“一等战功”和二级“战斗模范”称号。

二十九日，陈官庄上空湿冷的云层终于裂开一道缝隙，在包围圈里等得心急如焚的飞行员起飞了，董明德带着杜聿明写给蒋介石的信也随机飞走了。接着，空投的飞机飞来了，投下的既不是粮食也不是弹药，而是上万份“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印刷的《救国日报》。被围困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官兵看见这些东西不禁朝天大骂，都说老子要吃饭！杜聿明的副官捡着一张《救国日报》，只看了一眼便面色惨白，回到指挥部，他小心地将报纸递给杜聿明。杜聿明先看见了“战争罪犯”这几个字，接着，“杜聿明”三个字赫然入目。新华社陕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蒋介石接到杜聿明的复信后，回电：“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即使为了一个军人的名声，杜聿明也不能一走了之——“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不如继续守下去。”况且，他已经被列入了“战争罪犯的名单”。

万分绝望的杜聿明发现，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