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毛泽东一行撤离延安后，径直向北偏东方向转移，三月十八日傍晚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一个小山村。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正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停在村口的汽车被国民党军飞机发现，在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毛泽东乘坐的那辆汽车被打穿了几个窟窿，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又走了两天之后，二十一日晚，一行人抵达清涧县境内的一个名叫高家崄的小山村，这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位于咸阳至榆林公路以东约五公里处。毛泽东打算在这里住几天。

胡宗南部已经从延安向北追击而来。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证明毛泽东和他的部队到底在哪里，但是胡宗南判定，共军主力一定固守在延水以北地域，并会聚集在绥德至延安的公路两侧。胡宗南的战役部署是：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向他猜测的共产党军队集结地域实施合围。

与毛泽东分手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兵团到达梁村。彭德怀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无论是中共中央的安全，还是西北战场的成败，都直接关系到全国战争的进程，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缺憾。

彭德怀试图把胡宗南逐步引向延安以北的安塞方向，目的是让敌人距离毛泽东一行远一些，然后在敌军的调动中寻找破绽创造战机。

果然，三月二十一日晚，彭德怀得到当地百姓的报告，说三十一旅正在准备粮草，计划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彭德怀立即意识到：吃掉一股敌军的战机来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约三十公里处，小镇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约二十公里的山谷中。两面是高高的黄土山崖，咸阳至榆林的公路和一条小河蜿蜒其中。从地形上看，走到青化砭，就如同走进一个狭长的口袋里，只要口袋的两头一堵，袋子里的人便无路可走。

二十三日，作战命令下达：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房家桥至青化砭以东，敌人进来后负责断其退路；第一纵队埋伏在西面的阎家沟至白家坪，新编第四旅埋伏在青化砭东北方向的高地上，敌人进入后迅速截击将袋口紧紧扎上。二十四日，各部队进入伏击阵地。一直到黄昏时刻也没看见敌人。彭德怀命令部队撤下去，明天天一亮再来埋伏。

让彭德怀空等一天的是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李纪云。胡宗南命令他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部队出发时间应是早上八点半，但是到上午十点钟时他还在睡觉。前线指挥所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推进到何处，李纪云干脆回答说，干粮没有准备好，出动计划推迟一天。实际上，李纪云不按时出动的真正原因是他心里不怎么踏实。他给胡宗南发去了“势单力薄，恐有不测”的电报，结果遭到胡宗南的严厉训斥：“贪生怕死，畏首畏尾，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二十五日拂晓六点，三十一旅的便衣侦探和搜索连分别在公路两侧小心开路，旅长李纪云率领旅部和九十二团随后跟进。搜索部队在公路两侧的半山腰上不断地用机枪无目的扫射，空中也有飞机在低空盘旋，但无论是火力侦察还是空中侦察，一切都表明这里根本没有共军。上午近十点，李纪云部官兵包括勤杂脚夫共近三千人全部进了口袋。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沟壑两侧的军号声骤然响成一片。口袋的两头很快就被封堵，山头上的西北野战兵团官兵杀声震天地冲了下来。包括旅长李纪云在内，三十一旅的官兵还没有反应过来，潮水般的攻击已近在眼前。

战斗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说毛泽东等人不是到东北找林彪去了，就是已经跑到外国去了的时候，在清涧县高家崄村住了四天的毛泽东获悉青化砭战斗胜利的消息，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之后，毛泽东从高家崄出发到达了子长县任家山村。在这个距离延安仅百公里的小山村里，毛泽东萌生了一个念头：留在陕北，哪也不去。

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一行转移到了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这个小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毛泽东住的窑洞的主人叫吴进增，他看见毛泽东时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问：“老乡，我们住在这里很打扰你，如果我们住进去，你住在哪里？”吴进增说：“坡上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在那里。”

凌晨，毛泽东在陕北农民吴进增的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决定留在陕北的理由。一、中共中央在延安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了，如何向陕北人民交代？二、有人说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敌人过于强大，出于安全考虑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二十三万大军，蒋介石就不能轻易地把这支大军投到全国其他战场上去，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任弼时主张不留在陕北，希望中央及部队全部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他认为，中央是指挥战争的中枢，各解放区的领导都主张中央转移到晋西北或者太行山等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以指挥全国战争。现在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极其险恶，一面是黄河天堑，三面是敌人，军事上讲这样的位置如同绝地。万一让胡宗南一网打尽怎么办？

毛泽东说：“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争论到最后，大家说，要留在陕北就都留下。但毛泽东又不同意，说不要让胡宗南真的把我们一网打尽。

第二天，会议形成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留在晋西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决心已定，连夜行动。毛泽东一行则离开枣林子沟前往子洲县。毛泽东主张只留下一个警卫班，其余官兵全部跟随朱总司令过黄河。但是朱德坚决不同意，命令警卫团的手枪连、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留下来跟随毛泽东。

四月五日，毛泽东到达靖边县境内的青阳岔。

此时，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并编为四个大队，成立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为了保密，周恩来建议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任弼时叫史林，陆定一叫郑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

就在毛泽东在黄土沟壑中不停地转移的时候，胡宗南也在艰苦地寻找着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踪迹。在延安的东北部地区，胡宗南的八万兵力拥挤在一起，排成绵延数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就这样密集地在黄土沟壑中滚过来滚过去，胡宗南说这是“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彭德怀几次想歼灭其中的一股，都因为敌人太密集而无法下手。四月初，胡宗南占领了延川、清涧和瓦窑堡等要点，但依旧没有找到彭德怀主力的踪迹。部队在黄土高原一道道山梁间爬上爬下，被拖得精疲力竭，给养也发生了困难。于是胡宗南命令一三五旅驻守瓦窑堡，整编七十六师驻守延川和清涧，主力则南撤至蟠龙镇和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

彭德怀立即决定再打一场伏击战，歼灭撤退中的敌人之一部。围歼一三五旅的那块地方叫羊马河。羊马河的地形很像青化砭。

四月十四日清晨，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沿着瓦窑堡至蟠龙的大道，按照战备行军的序列开始向羊马河前进：四〇五团为前卫，旅部、特务连、通讯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〇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后卫部队由四〇四团的两个连担任。一三五旅旅长祝夏年因腿部骨折正在西安住院，该旅现在由副旅长麦宗禹代理旅长。上午九点左右，旅部行进到三郎岔以北地区时，突然听见了枪炮声，搜索部队报告在大道两侧发现了共军大部队。……黄昏时分，总攻开始，一三五旅被全歼。

战斗结束了，麦宗禹站在路边，他见到了王震司令员。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麦宗禹随即跟着王震的部队一起转移。晚上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庄里休息，麦宗禹和王震一起吃了晚饭，谈了一会儿天，都感到疲劳了，于是挤在一条土炕上睡下了。刚刚打完仗的共产党将领很快就发出了鼾声，麦宗禹彻夜难以入睡。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

胡宗南的心绪恶劣起来。身边的人小心地提出了“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一步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过反复商量，他筹划出了一个对付目前局势的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筹粮十分困难，且共军时聚时散，主力不好捕捉，拟以自己的部队固守延安，让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前出至陇东，背靠晋陕绥边区邓宝珊的部队守备榆林，东面以黄河为屏障，共同围歼共军于陕北。胡宗南思索着如何让蒋介石同意这个方案而自己又不受质疑。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对国民党军各级军官们发表讲话。而他的滔滔不绝之所以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是因为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已经使他深感不安。

毛泽东在王家湾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王家湾在青阳岔的西南方向，村子很小，双羊河绕村向北流去。

六月六日清晨，国民党军飞机飞临王家湾村上空。——一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电台侦测小组发现了王家湾地区存在一个电台群，于是判定毛泽东就在此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围追捕杀，一直犹豫不决的胡宗南只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捉到中共首脑！”

六月七日，刘戡部三万兵力从西、南两个方向向王家湾直扑而来。此时，负责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作战部队仅有四个半连，兵力二百多人。而彭德怀的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陇东。

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晚上，就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再次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向西转移，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认为，彭德怀主力尚在陇东无法赶来，敌人目标明确，数量巨大，而且就是从西边来的，如果往西走，万一与敌人迎面相遇怎么办？此外，西边除了刘戡的部队之外，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显然回旋的余地很小，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只有向东走相对安全，万不得已还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毛泽东一听过黄河就火了。他说，敌人估计彭德怀在陇东回不来，我们只好向东转移，他从西面和南面围过来，就是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即使不把我们消灭，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

雷声隆隆，要下雨了，这是干旱的陕北少有的夏雨。

为转移而提前出发探路的人员已经向东走去，毛泽东坚决不走，持续了一整天的争论依旧在激烈进行。最后，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毛泽东说：“我不过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