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自然无法使3000多万钞票兑现。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1000万元的投资，以300万元的残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这边的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冷了，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终于，在得到傅莜庵的应允下，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以及善“唱双簧”的伎俩，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如今中国通商这一月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落入囊中，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试想杜月笙运用“唱双簧”这个手段去谋取自己的某些利益，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经商中,很多情况下,越是这样,生意对方就会越强硬,越傲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双簧这个超级经商策略。经商中的双簧,不是舞台戏剧,一个在前台装模作样,一个在后台装腔作势,而是一个表演白脸,一个表演红脸。这种合作的经商策略,能够轻松地迫使对方就范。因为其构思复杂,路子新颖,收效奇特,所以相比其他的经商手段来说,是一种超级经商策略。

杜月笙不只是一个得势的白相人，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形象和事业。他的这一点在很多现代的成功人士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一些企业经营之道也是这种手段的一种演变和延伸——善“唱双簧”，善于合作，实现双赢。

沃尔玛、丰田等公司是最早推崇合作共赢的企业，对精诚合作、实现双赢的团队精神的关注使它们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实现了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而且使企业具备了永续发展的能力。

微软windows2000的推出就是一个善于合作的典型事例。这个视窗系统有3000多名软件工程师参与编程开发和测试，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神，没有全部参与者的分工合作，这项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现在，团队精神已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

与人合作的关键是要欣赏别人。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精力再充沛也有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自己的不足，这就需要与人合作，如果你在工作中善于合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你的能力将会得到不断提高。

扬长避短正是合作的目的所在。只有学会欣赏他人，他人才会对你有好感，才会和你互相接纳，才能产生与你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如果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就很难与人精诚合作。养成良好的合作习惯，才会更好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当然，在合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磕磕碰碰的时候，也难免有差错、有失误，能不能相互宽容谅解，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合作氛围，往往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

合作就要互相谅解，尤其当合作伙伴的失误给共同的事业造成困难或损失的时候，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与热情的鼓励，开诚布公地指出失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心平气和地探讨对策，以帮助合作伙伴尽快走出失误的阴影，重振精神，这样才能尽快克服困难，尽量减少损失。有的人遇到困难或不顺就一味埋怨指责合作伙伴，这样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妨碍今后的合作，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合作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艺术。惟有善于与人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功。自古就有“齐力断金”的说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历史上有多少成功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是凭着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这就是事实。

在长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微软公司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市场上以大欺小、在法庭上争强好斗。但是从2002年开始，它在公众的心目中，形象逐渐好转起来，在法庭上的形象也开始柔和起来，它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和解尚未了结的官司，并为此掏出了50多亿美元。寻求合作共赢成了微软的基调。

微软奇迹般的转折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但又是在情理之中。就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大家都处在产业链里，只是上下游的关系。现在的商业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不能纯粹地讲谁是谁的朋友，也不能简单讲谁是谁的敌人。只有善于合作才能在市场博弈中谋求到利益的最大化。聪明的盖茨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2004年年初以来,微软的名字频频与中国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和微软有过合作的至少也有五六家，如四川长虹、创智科技以及上述的浪潮信息、浪潮软件等。

不管是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厚黑教主”杜月笙，还是现代i业“老大哥”的微软公司，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唱双簧巧合作”的战术运用。可见，这门艺术堪称成功秘诀啊！

寓禁于征，联合高层造吗啡

杜月笙对四大家族的追随，一方面使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使他在金融工商界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但真正使他大发横财的，依旧是他的老本行—烟土。这项事业的发展，则得益于他与蒋介石本人的亲自合作。

那个时候，蒋介石推行了一项政策——寓禁于征，就是把征收鸦片税成为了重要财源之一。同时，他又在寓禁于征的招聘下，亲自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用来维持围剿红军的高额费用。

贩毒制毒是个非常大的买卖，一般的人干不了，需要找个强有力的“业内人士”才可以，杜月笙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时，上海有很多禁烟局、禁烟处，但很多都是徒有虚名，反而成了贩毒制毒的好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杜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是杜月笙的人。局长曾墉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茵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民国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种植由日本人控制着，他们把鸦片制造成吗啡、海洛因，运往中国各地走私，牟取暴利。其中运往上海的毒品，被上海禁烟局查到的，都交给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将到手的毒品投入了非法交易场所，但他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

蒋介石为了快速获取军队的庞大开销，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后来觉得鸦片大有利益可谋，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很多以“禁”为名到手的鸦片，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杜月笙也乐得得到这个差使，因为做鸦片生意利润相当客观，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后来，有一个消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就是将鸦片制造成吗啡出售，利润可以翻好几倍，于是他就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开一片吗啡加工厂，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到南京政府。没几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来到了杜公馆，杜月笙赶紧将他迎进家门，两人密谈很久，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没几天，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一批员工，吗啡厂就算是开工了。吗啡厂的幕后就由杜月笙操纵，他不公开出面。如果有什么重大事宜，都需要和杜月笙请示汇报，杜月笙再直接向孔祥熙请示汇报后做决定。有了四大家族做后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甚至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

杜月笙暗地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自己也大发横财，既拉拢了跟四大家族的关系，又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谓是两全其美，也做到了真正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仅体现在杜月笙身上，现代很多企业很多人也靠着“大树”，为自己谋得长足发展。

老赵开了一家传统的布鞋厂，生产规模并不大。他的布鞋厂就在著名的景点武当山下，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供给武当山脚下的一些旅游品专卖店。有的旅游者穿着皮鞋或者高根鞋，爬山不方便，所以临时换一双轻便一点的布鞋。这样的顾客一般只能接受十几元左右的价格，爬完山穿几天就丢了，反正价钱也不高，没什么值得珍惜的。还有极个别的，会买上一双作为纪念。

零售价十几元的布鞋，旅游品商店要挣大头，小头给老赵，老赵每双布鞋的批发价只有8快钱左右，除去6块钱的进价，老李每双鞋子只挣2块钱。并且，这种生意还不大，每年只能销到2万双左右，老李每年只能挣到4万元。

老赵心想，自己守着武当山，这个景点每年有上百万旅游者，这分明是座金山，可惜自己却没有挣到钱，真是不甘心如此，武当山这棵“大树”就这样放手吗？老赵为此郁闷很久。有一天清晨，老赵来到武当山上看日出，看到庙观前面的大坪上面有30多个道士正在打太极拳，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旅游者，照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场面相当热闹。老赵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推销布鞋的办法。他找到道观的负责人，说他可以免费为道士提供练武时穿的布鞋。道士们每天练武，布鞋的消耗量很大，每个月要换掉2双布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既然有人愿免费提供，那位负责人当然欢迎。

老赵回家后，马上设计专门为道士练功用的布鞋，一方面在用料上更为讲究，透气性好，又结实，并将布鞋底改成干丝瓜络和棕丝的，这样练功者穿着这样的布鞋能保持脚的干燥，并且让练功者保持舒服。老李将经过改进的布鞋定期送给练功的道士，受到了他们的好评，他们非常喜欢老赵的布鞋，。

很多旅游者在观赏道士练功的同时，也留意到他们脚上的布鞋，试穿后都感觉不错，就问他们的布鞋从哪里买的，道士们都说是老赵免费送的，游客纷纷去找老赵买他的练功布鞋，老赵的这种练功布鞋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门口的游人络绎不绝。接着，老赵又为自己的这款布鞋注册了商标——“登云”牌。现在，这种新型的布鞋成了武当山又一个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旅游者都会带上一两双，1年的销售量能达到12万双。比起原来的4万双多了很多，老李现在每双布鞋成本20元，销售价68元，批发价40元。每月销售1万双，每个月给武当山的道士提供60双布鞋，那么老赵每个月的赢利是198800元。武当山就是老赵的“大树”，武当山的道士也是他的“大树”，凭借着这两棵大树，老赵的布鞋在武当山地区畅销，也为他带来不菲的收益。这里的布鞋就等同了杜月笙的吗啡，杜月笙制造吗啡背后有四大家族，老赵制造练功布鞋靠着武当山的道士给他做了活体广告。所以说背后有个强大的依托是十分有必要的。

创新就是英特尔的强大依托。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托，英特尔才能在市场上花开不败。

早在英特尔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更换产品，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地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

在摩尔的带领下，英特尔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速度一直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使半导体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上，英特尔坚持的主张是“自己淘汰自己”。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绝不能等竞争对手制造出可以替代自己产品时，才开始创新，就用自己的新型产品替代原有的产品，自己给自己彻底换血。

1993年3月，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产品—奔腾，这是英特尔发布的工作主频最多的一种处理器系列，包括从最初的60mhz、66mhz，到后来的75mhz、90mhz、120mhz、133mhz、166mhz、200mhz，共达到十几种之多。1997年5月，英特尔在penimnmmx还在热销的时候又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的第二个成员penium（2），它又代表了微处理器当时的最新技术，后又有233mhz、266mhz、300mhz、333mhz四种主频产品。1999年，英特尔不再满足于全球的最大电脑芯片供应商的角色，开始挺进网络市场，并推出新一代的penium（3）。英特尔公司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永久的活力。创新就是英特尔永久存在的依托，靠着不断创新，英特尔才能不断发展，英特尔的大树就是“不断创新”。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可能是技术，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人脉。有了这棵“大树”，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才可以在“大树”的“荫庇”下“乘凉”，如果企业没有“大树”，那就要想办法找一棵。杜月笙背后的“大树”是四大家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技术创新、技术等等的“大树”都是在企业内部暗中成长的，但不论怎么说，杜月笙也好，企业也好，如果想发展，都必须有个良好深厚的基础，如果背后或者脚底是虚空的，那么就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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