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战场上，女兵们总要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就是死也不能让德国人俘虏。女兵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最为可怕的话题就是被德国人俘虏。在激烈的阵地战、游击战中，无论是女兵、女游击队员，还是被德国人怀疑为“反抗分子”的妇女，在被德军严刑拷打时，凡是有条件拍照的地方，她们还要被德军拍照。德国军队的行为，除了炫耀武力，杀戮成性外，再也无法用其他的原因解释了。假若这些事情当时就被斯大林知道，以这位红军统帅的铁血性格，他很可能就在后来的反攻战争中拒绝所有德国军队的投降。

下面是罗里昂·拉斯科尔尼科夫零散的笔记：

1941年6月28日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星星还在天空闪烁。突然，德国人的大炮、装甲车和轰炸机在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3000公里的国境线上，闪电般进攻我国领土。

村里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注意！请注意！今晨3点左右，阿道夫·希特勒政权发起进攻，德军已越过我国边境……”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一下子惊呆了。

为了打击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园，我和拉莎参加了共青团区委会组织的自卫武装游击队。

1942年7月22日清晨，我在远方的炮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他们离开，让我单独留下。然而，父母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完了，你还年轻，应当躲避战争的灾难。

匆匆地吃了早饭，我跑出去找拉莎探听消息。

1942年10月20日今天值得庆贺！

青年近卫军总部让我和拉莎去拔一根“钉子”。这是一个座落在顿涅茨河渡口的哨所，德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警惕性高，很难对付。

为了引蛇出洞，我们利用夜晚能见度低的特点，先派出一位名叫科尔的男游击队员在哨所正面警戒的5公里处燃放了一堆大火，并故意“砰砰啪啪”放起枪来。敌人果然中了计，他们集中了主要兵力、兵器，向正面扑去，只留下少数几个哨兵留守哨所。

我们迅速出击，拉莎这个女神枪手首先举枪打碎了哨所的探照灯，我向哨所扔了数枚燃烧瓶，随着传来的剧烈爆炸声和德国人的鬼哭狼嚎，那几个留守的德国哨兵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就一命呜呼了。

为胜利干怀！

1942年12月17日

今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我们坐着马拉冰爬犁去炸那座位于顿涅茨河上的铁路大桥。丛林里积雪皑皑，房檐下垂挂着粗大的冰凌，不怕冷的麻雀在雪枝上叫唤。落山的太阳在西南方向，倾斜地照着河道，一片耀眼的光辉。近岸的冰是白色的，河道中央的冰是浅蓝色的。

西风在河道里肆虐，吹得铁桥上钢铁支架发出呜呜的响声。等到三星西斜，弯弯的月牙挂在树梢的时候，我们的爬犁队到了桥下，窝在河边停住。拉莎率先从爬犁上跳下来，河边一片漆黑。

我们手拉手摸到桥下。我摸索着爬到桥墩，科尔把第三架爬犁上的帆布揭开，露出两个刷着绿漆、像炮弹一样的焊切机。“哧啦啦”一簇夺目的蓝火花，蓝中透白，白里镶蓝，在铁路桥的梁架间亮起。桥洞、桥墩、钢梁、铁架、皮大衣、皮帽子、杏黄色的蒙古马，铁路桥周围的一切纤毫毕现。

我和科尔蹲在钢梁上，举着喷吐着火焰的“大烟枪”，切割着钢梁。

闪电般的弧光和火花，吞噬着钢铁，很快，便有一根钢梁沉重地垂下，斜着插进厚厚的冰层。

“科尔，差不多了。”拉莎对我们说，“黎明前德国人运送弹药的军列快到了。”桥下已经横七坚八地戳着十几根烧断的钢梁。

那列军车驰来时，太阳刚刚冒红。大铁桥默默地卧着，河两岸的树木仿佛变成了金琉璃、银琉璃。我紧张得连连搓手，科尔嘴里嘟囔着一些脏话。火车铿铿锵锵，威风凛凛地驶过来，临近铁路桥时，鸣起了刺耳的汽笛，车头上喷着黑烟，车轮间吐着白雾，“咣当咣当”的巨响令人胆颤，连河里坚硬的冰也在微微颤抖。

这一刻真令人欢欣鼓舞！大桥是在一秒钟内坍塌的，那些枕木、钢轨、沙石、泥土与火车头一起下落。火车头撞在一个桥墩上，几十节满载着枪支弹药的车厢紧跟车头挤了下来，有的栽在河道里，有的歪在道轨旁。随即爆炸连绵。爆炸是从一节满载烈性炸药的车厢开始的，然后引爆了炮弹和子弹。

一时间，爆炸声夺去了我们的听觉，大家都张着嘴说话，但谁也听不见，这种感觉是没有经历现场的人无法体验的。

最后几篇日记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补写的。

1942年11月7日

西风萧瑟。由于共青团区委掌握的情况不够准确，才造成拉莎、我、科尔与霍夫克被俘的后果。

这一次，共青团区委派拉莎到德国人的司令部附近刺探情报，这招棋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尽管共青团区委的判断有失误，但为了保证拉莎的安全，还特意安排我、科尔与霍夫克暗中保护。

拉莎刚刚走到哨卡100米处，就感觉情况不妙。德军的盘查严厉而又苛刻，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要检查。就在拉莎犹豫不决的片刻，一名戴墨镜的纳粹军官朝她走来。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考虑这次执行的任务非常特殊，共青团区委让拉莎携带了手枪和手雷。就在这名德国军官距她十几米远的时候，拉莎迅疾地掏出手枪，“砰”一枪，打死了他。“嗡”的一声仿佛谁捅了马蜂窝，警报声、枪声、老人叫、小孩哭响成一片。

听见枪声，我们也迅速同敌人接火。驻守在司令部的德国兵一拥而上，我们利用残垣断壁作掩护，对着巷子里的敌人射击。由于敌众我寡，携带的弹药有限，我们一边打一边撤退。这时，德国人从巷子里追了出来，他们有好几百人，叽里呱啦怪叫着。一拐过墙角，几十支冲锋枪同时射击。突然，负责掩护撤退的科尔像一片树叶那样弹飞起来，在德国人爆豆般的枪声里，科尔已经飞出数米，他的身体在半空划出一个犹如雨虹的抛物线，重重地摔在布满残砖碎瓦的街道上。

就在科尔牺牲后的十几分钟，霍夫克也踉跄着扑倒在地，受了重伤。我一边半蹲着用冲锋枪射击，一边去拉他。“霍夫克，快点，快起来，德国人马上就冲过来了！”肺部受了重伤的霍夫克喘着气说：“我……我……不行……了，你……们……快走！”他的声音被德国人激烈的枪声淹没了。

我们一边向德军扔手雷一边用冲锋枪射击。

见我们不肯撇下他，霍夫克悄悄地掏出手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他自杀身亡。拉莎哭叫着霍夫克的名字，我抱着霍夫克的身体拼命摇晃，似乎想把他唤醒，但他永远的睡着了。

德军又冲了上来。

我们一边射击，一边向哨卡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撤退。我们的子弹打光了，就在我们掏出手雷准备与德国人同归于尽的时候，两支冲锋枪同时抵在我们的后背上：“不许动！放下手雷！”一句生硬的俄语在身后响起。

我们被俘了。

1942年11月20日

德国人是野兽。

他们轮奸了拉莎。热血涌上了我的脸，我感到脑袋发麻，全身像通电一样，愤怒的烈火仿佛能撕裂我的胸膛。

1942年11月23日

审讯室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屋子中央有一张桌子，一座火炉，有铁箸、皮鞭、铁箍滑轮等刑具，屋顶的梁上有一根绳子斜垂下来，那是吊打战俘用的。

我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两个狼一样的德国士兵按住拉莎的双腿使劲分开，固定在两个铁箍里，又把她的双手捆在前面，从架上拉下一条铁链勾住双手的绳结，然后扯动了滑轮。可怜的拉莎，双腿被一点点拉了起来，身子也逐渐挺直，最后已无法扭动，德国人问：“说，你们共青团地下组织的指挥部在哪里？”拉莎冷冷地说：“不知道！”德国人把两根电线的端头分别缠绕在拉莎的两个手指上，当电刑控制器电压的波线不断上升时，强大的电流从她的手指传遍全身，使她身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当电流进一步增强的时候，她已反弓起身子来，头向后仰去，脸色苍白，汗水从金色的头发稍上往下滴。

看到可怜的姑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我愤怒地叫骂：“德国佬，你们不得好死……”一个高个子的德国士兵拎着皮鞭过来，对着我就是一顿雨点般的鞭笞，直至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德国人说：“苏联红军是不会知道你们这样挺着身子站在这里受罚的，而且永远也不会为你们报仇。还是说了吧！”拉莎昂起头，咬牙切齿地说：“不，我们红军会找到你们报仇的！”

德国人给她加刑。当电流增强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拉莎的身子就猛地挺直，反弓起来，眼睛也向上翻去，她挣扎着身子，发出一阵阵惨叫。渐渐的，她的惨叫变成悲鸣和呻吟，几乎不像是人类的声音。终于，她的惨叫声消失了，头无力地垂到胸前，昏死过去。

这时候，德国人把她解下来，“哗”一声，往她身上泼了一桶冰水。

在冰水的刺激下，拉莎慢慢地苏醒。德国人问：“说，共青团区委地下组织的指挥部在哪里？”拉莎摇着头，吃力地说：“不，不知道！”德国人哼了一声。一名士兵从燃烧的火炉捡出一块透红的烙铁，恶狠狠地烙在她的肩头，随着一缕白烟和皮肉烫焦的声响，拉莎惨叫一声再次昏死过去。

拉莎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以实际行动向敌人证实了苏维埃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

1942年12月5日

德国人大概觉得从我们身上一无所获，因此决定公开绞杀我和拉莎，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把我绞死，而送到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灰色的天空，铺满铅一样的云块，静寂的旷野里雪下得很凶猛，大片大片的鹅毛大雪，在呼啸的风中张牙舞爪，肆无忌惮地旋转飘洒，扯动了整个破碎的天空，极灰暗地往下坠落。风大、雪大、天色昏暝，野树林在弥漫的风雪里，发出凄厉的长啸，像德国人的鬼哭狼嚎。

德国人把顿涅茨河沿岸没有转移的群众全部集合起来，善良的群众不明白德国人在玩什么鬼把戏，每个人脸上都显露着恐惧。尽管有如狼似虎的德国士兵用冲锋枪维持秩序，人群仍然骚动不安，小孩哭闹、妇女尖叫、老人咳嗽。不一会儿，德国人的摩托车载着伤痕累累、衣衫褴褛的拉莎朝绞刑架驶来。

一脸倔强的拉莎，视死如归。她深情地看了一眼冰冻的顿涅茨河和白雪铺就迷茫的山野。一位长得像豆芽一样的摄影师，给拉莎不停地拍照。

围观的群众落泪了。那些饱经战争苦难的人们，他们的家园被炮火摧毁，他们的亲人被侵略者杀害，他们无家可归，痛不欲生，他们为这个敢于抵抗的年轻姑娘流下了敬佩、同情的泪水，同时也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愤怒的火焰在心中燃烧，但大家敢怒不敢言，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德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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