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中，是维西县在澜沧江西岸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之所以出名，是这个村子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我于2001年调到迪庆州工作时，与州委书记张百如同志一道造访这个村子，当然也要去参观这座天主教堂。陪同我们参观的县委书记谢志林、县长余胜祥以及宗教局的同志介绍：法国传教士早在100多年前就在此传播天主教。前仆后继，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执著地在“荒蛮之地”撒播天主的“福音”。茨中教堂是1909年由名叫亚历山大·迪朗和杜贝尔纳的两个法国传教士建起来的。当时，澜沧江上游一带十分闭塞，且藏传佛教十分兴盛，为传播天主教，就引发了宗教纷争，发生了流血冲突的“反洋教案”。在这场教案中，这两个法国传教士有幸逃脱杀戮，来到茨中。但在此要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并且争取信徒，难如上青天。这两个法国人居然都办到了。这当中，有清朝政府对当地信众进行镇压以及对法国人予以赔偿的因素，但你不得不叹服这些洋人宗教信仰的坚定和传播教义的执著。这座教堂1921年建成后，曾经是“云南驿区”的主教座堂，下设两个分堂，还办过一所学校和一个修女院。1951年曾作为小学校址，1984年还给教会。1997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这个村子，最早只有20多户人家，现在有80多户了，汉、藏、纳西三个民族杂居。有的信奉藏传佛教，有的信奉天主教，有的信奉纳西东巴教。据说甚至夫妻二人分别信奉佛教和天主教的人家都有，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同床共枕，居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我们看到天主教堂边就是藏传佛教的玛尼堆和经幡，虽不协调，但自成一景，各有千秋。

在澜沧江边，茨中村掩映在核桃林的浓荫之中，教堂这个地方是一块较平坦的土地。登上教堂塔楼，茨中村尽收眼底，风景这边独好。关于这块土地的取得，有两个说法不一的故事。

故事一：“反洋教案”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针对这场两种宗教信仰引起的流血冲突，采取的态度是屈服于法国的强硬，派兵镇压佛教僧俗民众，对天主教会予以巨额赔偿。逃到茨中的这两个法国传教士要求赔偿土地，清朝政府官员问：“你要多少土地？”传教士答：“只要一张牛皮大的土地。”“一张牛皮大的土地，这么少？准了！”官员十分痛快地答复。谁知传教士拿着土地批文到了茨中，将一张牛皮剪成细绳，用牛皮绳圈地。狡猾的传教士使了一个小计谋就让清朝政府官员上了一个大当，获得了一块相当可观的地皮。茨中教堂就是洋人用一张牛皮剪成细绳圈出来的地。因此，在这边远的荒凉之地，也被烙上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屈辱印迹。

故事二：逃到茨中的两个传教士找到当地首领，要求给一块土地建造教堂。首领为考验传教士对宗教的献身精神，就开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用他们二人中的一颗脑袋来换。两个传教士回去商量后，都争着为宗教献身。最后的结果是年纪大的传教士说服了年轻的传教士。第二天，剩下的这位传教士提着血淋淋的一颗头颅找到首领。首领惊愕之余，只好答应给土地。问传教士要多大一块土地，传教士说只要一块牛皮大的土地。以后的故事就和前面的故事相同了：传教士用牛皮绳圈出了一块可观的土地。

两个故事，前一个反映了中国近代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的屈辱；后一个既反映了传教士英勇悲壮的献身精神，还给中国人留了一点面子。我宁可相信后一个故事是真的。但是前一个故事有一定的史实可查：阿敦子（今德钦县）确实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反洋教案”，清朝政府确实派兵镇压，确实给了洋人赔偿。而且有一个传教士在教堂修造过程中，监工时从塔楼上摔下来死了，他的遗体安葬在教堂的院子里，后来去世的另一个传教士也安葬于此，至今两座坟茔完好。真实的东西，往往并不浪漫，甚至还很残酷。但正因为残酷，还得有浪漫的梦想。残酷的现实与浪漫的梦想才构成了丰富的人生。有如这两个传教士，他们远涉重洋，沿着艰险曲折的茶马古道，在人烟稀少的澜沧江峡谷传播宗教的所谓“福音”，环境的艰难和险恶可想而知，没有超常的毅力和勇气，怎能完成这个使命？毅力和勇气来源于坚定的理想或者美丽的梦。人是需要理想的，我们与其说是靠现实活着，不如说是靠理想活着。

由于要赶到德钦县城，第一次的茨中之行，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来去匆匆。对村貌、教堂等来不及仔细探究。这个澜沧江边的小村庄，有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对我来说，它依然神秘。我遗憾地离开茨中时，决心再抽时间来探究它，然而一别就是两年多了。

我于2003年7月就要调离迪庆，再不到茨中，今后的机会恐怕更少了。我约着前来帮我搬行李的妻子一道，踏上了再访茨中的行程。

又见茨中，又见茨中。

这个村子其实比较秀丽。从对岸看去，白色的民居掩隐在浓绿的树林中，阳光下显得宁谧、温馨。一架铁索桥飞跨澜沧江，茨中村连上了对岸的公路，也就连接了峡谷之外的文明。虽然眼下公路还是沙石路面，但我知道一年后将铺设油路。村民的房屋大多还是土掌房，土夯成墙、土拍实后就是屋顶，也有殷实一点的人家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房屋。要是不注意房屋顶上挂着的经幡，村子里面的玛尼堆，茨中村没有多少藏族民居的特色。但是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使这个村子生机盎然。但村内的道路就很差了，也就是一条勉强能行车的简单土路，汽车所过之处，扬起浓浓灰尘。卫生状况也不敢恭维，随处可看到牲畜粪便和垃圾。秀丽的风光，糟糕的环境，我们不能责怪村民们的素质低，而不懂得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谁不企望自己的家园整洁、家居舒适？这是天性。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忽视，这是我们对农民的欠债。农民渴求着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他们的要求并不像城市人那么高。实际上，给一点阳光就灿烂。但这缕阳光何时照耀到他们身上呢？我在茨中村转悠，心中充满内疚和自责：在迪庆藏区工作两年多，想的是多上几个发展项目，让这个地方尽快富裕起来。当然也下了功夫抓几个县城的建设，但广大农村的规划和建设的确没有认真考虑。

作为分管建设的州领导，我是失职的。现在调离迪庆，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看来这个内疚与自责将伴我一生。

这里的村民其实比较开放。多民族杂居，世世代代融会贯通，都会说两种民族语言，汉语说得很地道。他们向往峡谷以外的文明与精彩，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少数人家抓住游客不断增多的机遇，搞起了客栈和小饭店。游客在此既可以喝上酥油茶，还可以喝上农家自酿的法式葡萄酒。

这座教堂其实比较寂寞。百年来，这座教堂就这么孤零零地矗立在这里，漫长的澜沧江沿岸再也找不到同类的建筑了。1866年，在距该村15公里的茨菇村，法国传教士顾德尔建过一座教堂，1905年那场“反洋教案”时被烧毁。茨中教堂的主体建筑保留了欧洲的巴斯利卡风格，还兼有罗马风格，但四合院、飞檐、亭阁又是中式风格，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庆幸的是这座教堂地处偏远的澜沧江峡谷，逃过了“文革”这场劫难，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我们到了教堂，大门紧锁，附近无人，几只鸡在门口觅食，两头小猪相互追逐。神父已经是当地藏民。我们让村民将他找来。这位皈依洋教的藏族神父与普通藏民没有两样。他说，只有在做礼拜或者有游客参观时，他才会出面。天主教信徒用藏语唱赞美诗，礼拜堂装点得较为精致，墙壁上、柱子上挂满了中式条幅，这是用汉字写的圣经，洋教已被本土化。由于缺乏维修，整座教堂破旧、荒凉。神父说，信教群众有四五百人左右，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法国天主教会近年也来过，并给予了一些资助。但改革开放后的一次大一点的维修，则是地方政府拨的经费。今天不是礼拜日，教堂很安静。我们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参观、探究。两个法国传教士的坟茔虽然在院子北面沉寂近一个世纪，他们亲手种植的葡萄却在院子里生生不息，而这个品种在法国已经绝迹。香格里拉酒业公司依托这个在法国已经失传的葡萄品种，开发出“藏秘”系列酒，将这个产品成功推到法国市场。这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我征得神父同意，信手摘了一颗葡萄品尝，并不可口。看来做酒可以，当水果吃恐怕不行。

用藏语唱“主啊”赞美诗的人数虽然发展缓慢，但在藏传佛教这么兴盛的地方，天主教居然得以存在并延续一个多世纪，让人有些困惑。一些资料分析，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个地方确实偏僻，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缺乏信息流。来了洋人，又带来洋教，让村民感到新奇。二是这个地方文化生活单调，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文化沙漠”。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对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这项工作也是忽视的。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自然就被天主教占领。三是洋人不仅带来了宗教，还让村民得到了实惠，他们用西医方法为村民治疗了天花。据说在天花流行的时候，当地人没有一个人死于这种可怕的疫病。他们带来了法国的葡萄，当地人不仅会种植葡萄，还会酿制法式葡萄酒，很多人家至今都还掌握法国神父酿酒的技术。虽然整个传教过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风险，与当地宗教文化发生过剧烈的冲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由于传教士的坚定和执著，天主教在此终于落户。

又见茨中，我怅然踏上归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我的思绪在峡谷里飘忽。一座孤零零的天主教堂，让我想了很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强盛，确实需要一大批富有高度使命感、富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来担负这个历史重任。我们的各级干部，如果都有对于理想信念的忠诚、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对于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著，我们的事业何愁不成功？看来，建设农村，首要的任务是建设一支信念坚定、工作扎实的干部队伍。茨中村眼下就可以做几件让村民得到实惠的事情：比如对这个村子进行规划，开辟资金渠道，搞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让这个村子秀外慧中，富有特色；比如发展旅游业，建设旅游小村。除了参观教堂，还可以种植葡萄，运用法国人传下来的葡萄酒酿制技术，搞葡萄酒作坊，搞“洋为中用”的酒吧，让游客喝上地道的法国甘地葡萄酒……茨中村将在澜沧江峡谷“火”起来，村民将因此富起来。好事要真正办好，关键在于要有对老百姓充满厚爱的人来组织和实施，关键在于要将这些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抓到底。

想到这里，我又回到自责和内疚之中，我分管全州的建设工作，这方面的考虑确实太少了。我即将离任，眼下要做的事就是向有实力的一家企业推荐茨中村，能否采取市场化、企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茨中村的旅游业，同时借此改善人居环境？我认为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