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北的新作《可以暴烈可以温柔》，很自然地联想起引发“谍战热”的电视剧《潜伏》，那部作品获奖无数，路人皆知，骨子里却是父权制的——男主人公身边围绕着等待启蒙的村姑和富家小姐，而美丽与智慧并重、正义与勇敢之化身的左蓝在功能上只是余泽成浴火重生的原因，一旦后者的工作走上正轨，这位“完美情人”也就被编剧终结了。在《潜伏》里，女性角色始终被压抑，即使是全面胜过翠平的女特务许宝凤，也只是一枚棋子，被我方男特工略施小计，送进了牢房。

在《可以暴烈可以温柔》里，女性特工第一次成为了观照的中心，标题已经透露作者的野心：追问战争与传统的女性气质如何兼容。作者自述道：“……我更想探讨的，是女人与战争那种缠绕而又纠结的关系。战争本身是刚性的，暴力，惨烈，不由分说，是强者的游戏。而女人却是柔性的，包容，和美，可商可量的。”与此相应，作者没有从男性鉴赏的视角去品评这些曾经影响历史的女人，而是细读其命运沉浮的微妙之处，审视她们身上双重气质的冲突激荡。

如果我们放下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接受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的观点——人都是兼具阴性、阳性力量的，那么战争无疑是在强化每个人身上的阳性气质，压抑阴性气质，对战争中的男、女来说皆是如此。在好莱坞经典战争片里，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强化阳性气质的过程，《全金属外壳》略带讽刺地展示了各种训练新兵的项目，《拯救大兵瑞恩》则刻画过一个软弱的翻译，因目睹战友被杀，突然变得理性而暴力。对女特工而言，即使是任务需要她施展个人魅力、与敌周旋于沙场之外，仍然是在从事危险而复杂的、技术含量极高的理性活动，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对阳性气质的强化。

人非机器，对阳性气质的过度强化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经典影片的常见主题。我们在《生于七月四日》、《阿甘正传》等影片里看到，许多越战老兵无法接受“去男性化”的过程，无法融入战后社会，战争杀戮带来的对传统伦理的践踏也是他们一生的心灵重负。即使强悍如兰博者，也忧郁得近乎抑郁，孤独地对抗着体制；在《第一滴血》第四部里，兰博甚至独自返回越南生活。伊北的《可以暴烈可以温柔》关注了女特工的战后岁月，即使没有香销玉殒于战火中，她们也面临着如何消解阳性气质、重回传统社会的问题。比如书中有“邦女郎”原型克里蒂娜·斯卡贝克的故事，她在1946年离婚，几年后出人意料地被以前的同事、情人杀死。另一位叛逃的女特工伊丽莎白·本特利则在意识形态上三易其主，终究无法迎接一个安稳的战后生活。

女特工的双重困境在于，若不能变成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在最后关头拥抱了情感，也拥抱了死亡，本书中的《郑苹如二三事》正是讲述她的原型，历史上意志坚定的“王佳芝”同样没有什么“善终”。说到底，无论如何应对，战争都是对女人最极端的一种塑形，也是最极端的一种遮蔽。也许只有借助作家伊北细腻的笔触，我们才能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深入到她们隐秘、含混而又跳跃的内心。

陈镭

201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