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博爱”而受难

长久以来，人们对女间谍的刻板印象是：美丽，狡诈，危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确，这种类型的女间谍大量存在着，从《圣经》里的娣莱拉到新世代的查普曼，女间谍们从未停止用血肉之躯在男人的世界里拼杀的脚步。

不过也有例外。

1915年8月6日，侵占比利时的德国秘密警察在布鲁塞尔逮捕了卡维尔。那一刻起，这个来自英国的女人就注定成为一个传奇。

经过媒体有意识地宣传放大，卡维尔很快成为英国战时宣传的典型：她因“博爱”受难，她的牺牲，是德军荒谬残忍的明证。

卡维尔的事迹，与同时代著名艳谍玛塔·哈莉形成鲜明对比：玛塔·哈莉代表着妖冶、罪恶、自私，卡尔维则标志着恪守、牺牲、博爱。作为同辈人，玛塔·哈莉浓妆艳抹、奇装异服地出没于欧洲各大社交场所，而卡维尔则衣衫紧扣，守在病床边看护着她的伤员。在英国护士卡维尔这里，只有需要拯救的伤员——他们都只是伤员，没有国别之分。卡维尔是间谍群体里的圣母玛利亚，穿着洁白的护士服，光辉地印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和卡维尔一同战斗过的人以这样二元对立的方式回忆卡维尔：“伊迪丝·卡维尔为她的祖国工作，她为伟大的事业奉献和牺牲。玛塔·哈莉则只专注于自己魅力，把她自己售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当伊迪丝·卡维尔看护着伤员周围时，玛塔·哈莉正身处华丽的宫殿内，欺骗每一个接近她的人，这两个女人，谁更应该被称为‘间谍’？”

1915年10月12日，卡维尔因叛国罪被处以死刑。两年后，一代艳谍玛塔·哈莉也因“为德国搜集情报”罪被处死。最清贞的与最冶艳的，因为死而获得了“平等”，“善良”与“邪恶”搅合在一起，熔铸出女间谍史上最富普遍意义的两大“类型”：同为间谍，卡维尔为人道精神殉道，玛塔·哈莉为个人享受殉道。这是世人给她们的判词。她们像是历史天空中的两朵云，一朵乌云，一朵白云，永远地定格在那里。

多事之秋

1865年的英国乡村想必依旧有着类似简·奥斯汀中的那般古意。作为家中最大的女儿，伊迪丝·卡维尔在这个冬天降临到这个世界。卡维尔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他有四个孩子，可微薄的收入却决定了他不能为孩子们请家庭教师（男女都请不起），他只能自己教育他们。

毋庸置疑，卡维尔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从他父亲这里继承的。这位父亲把传道的精神融到子女的教育中，从小，他就教会他们“为别人着想”，“自我牺牲”和“祷告”。卡维尔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她入校学习，在读期间，她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法语。

如果没有进学校，如果没有学习法语，卡维尔极有可能在英国的乡村度过清俭的一生，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小镇姑娘—虽然样貌俏丽，可她没有贵重的嫁妆，她可能会嫁给不是特别富有的男子做妻子，养几个孩子，在小房子里看日出日落，过一种无精打采的生活。可在掌握了一门外语之后，卡维尔的人生轨迹开始转道了：一位叫吉布森的女士把她介绍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弗朗克伊斯家族当家庭女教师。她从此开始自食其力。

背井离乡，做女家庭教师，卡维尔勤勤恳恳地扮演着“简·爱”的角色，只不过，弗朗克伊斯家族里没有男主人供她发展感情，她在那个家，始终是寄人篱下，找不到归属感。

十多年后，等到主人家的孩子们一把水葱似地长大，卡维尔的家庭教师生涯理所当然地走到了终点。

这一年，她三十岁，已然成为“剩女”，当男女感情上的幻想逐步走向破灭，她需要一份更能发挥自己价值、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来证明自己。

1895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都说三十而立，可三十岁的卡维尔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惑。旧的、为她所熟知的家庭教师生活彻底告一段落，新的事业方向还在未来的迷雾中半明半暗，让人捉摸不透，无法下定决心，更糟的是，她父亲病了，很严重，她不能不重返英国守在亲人塌前。

1896年，父亲撒手人寰，卡维尔悲痛万分。但也许，上天正是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点拨着这位孤苦善良的女孩—在对其父长达一年的照料过程中，卡维尔逐渐明晰了努力的方向—她决定把护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们并不把护士作为一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女人选择了当护士，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等于放弃了婚姻。可卡维尔顾不了这么多，护理的精义与卡维尔自小耳濡目染的宗教奉献精神有着某种微妙的契合。护理中蕴含的牺牲与奉献精神，正是她所追求的境界。卡维尔进入了伦敦的一家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她顺利走上了护理之路。

白衣天使

卡维尔与布鲁塞尔仿佛有着不解之缘。1906年，布鲁塞尔一家新式护士学校急需招募一名具有管理经验，能够讲一口流利法语的护士长。卡维尔在她的老东家弗朗克伊斯家族的推荐下，顺利拿下了这个职位。1907年的金秋，卡维尔回到了布鲁塞尔，开始她独当一面的护理之路。卡维尔是英国人，可她对布鲁塞尔的感情似乎更深。这里曾经记录了她孤单而又平淡的青春，马上也会留下她奋斗的脚印。走在异乡的街头，恍惚之间，卡维尔大概会觉得此地就是她的故乡。

卡维尔的自律和热情很快就成了这所医院的活招牌，很多女孩在卡维尔的感召下，自愿来到这里学习护理。在卡维尔的精心管理下，这所学校很快成了护士的摇篮。她培养的护士，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布鲁塞尔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可就在卡维尔主管的护士学校顺利发展之时，她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劫难。

1914年8月，一战的狂风暴雨袭击了欧洲大地。

卡维尔站在母亲花园的草坪上听到了这个消息。那时她正回老家做短期旅行，看看妈妈，怀念怀念死去的爸爸。战争对于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来说都是灾难，但可能因为职业特殊的关系，在面对灾难时，卡维尔的第一反应不是逃避，而是勇敢迎上去。战争的巨大杀伤力必然造成许多士兵和无辜百姓的伤亡，卡维尔的护理工作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卡维尔得知战争爆发后就离开了英国，回到布鲁塞尔去。广大的战场后方才是她发光发热的地方。深切的悲悯之心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一下子让卡维尔变得很无畏。也许卡维尔的母亲会用舐犊的深情挽留她执著的女儿，可卡维尔却说，她将“比以往更加被人所需要”。她回到她一手建立起来的机构，勤勤恳恳地做着平凡而伟大的护理工作。

窝藏罪犯

卡维尔的“间谍”生涯并不长，技术含量也不高。她肯出手，多半缘于她的悲悯心：她在德军的眼皮底下收留被困的盟军士兵，并积极帮助他们搭建逃出沦陷区的网络。逃难的士兵很多是伤员，卡维尔收留他们，治疗他们，还想着“解放”他们。

帮助盟国士兵，从德军的角度看，卡维尔等于犯了“窝藏罪”，但在卡维尔看来，她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了应该做的事。人道主义情怀给予卡维尔一种超越常人的天真和冷静，“窝藏罪犯”并没有让她慌了手脚，她依旧满时满刻地承担着护士长的重担，同时，她还努力帮助躲避德军追捕的军士们谋得生机。考虑到此事风险巨大，她会尽量避免手下的护士卷进来，自己一力承担救助工作。最多的时候，她的培训学校里“窝藏”过35个“逃犯”。

1914年8月20日，德军像蔓延在草原上的烈火一般开入了布鲁塞尔。作为英军的敌手，德军对英国公民卡维尔严加警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在，他们还允许她当护士长，但卡维尔原本经营的培训护士的学校，却在德军的要求下，改成了红十字医院。

战火连天时，争锋相对的战争双方，爱恨分明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让卡维尔的人道主义悲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尤其当她开始积极治疗德军官兵—英军的敌对国的战士时，此等超越于战争之上的大爱，反倒让德军感到惶恐。他们开始注意卡维尔，监视卡维尔，虽然在她的医院接受治疗的德军伤病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她还全心全意给予他们最好的照料，可她的无目的的善与仁慈，显然不能得到德军的认同。

战争打破了城市运转的通路，布鲁塞尔开始缺粮，但卡维尔却要为越来越多的病人、工作人员和逃兵的糊口问题操心。她兢兢业业，为护理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到了1915年，在卡维尔的学校里，已经驻扎了超过200名英、法和比利时士兵。

越来越多的游击队员从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他们像一条条在泥塘里左跳右窜的泥鳅，搅得侵略者心不安。从另一个角度说，逃跑者的胜利，也是对德军威严的严重挑战。德军当局开始怀疑有人在暗中运作一切，充当里应外合的角色。在各种无耻谰言的提醒下，他们再次把怀疑的目光锁定在身居布鲁塞尔的英国女护士长身上。

沦陷区生活的微妙之处在于，侵略者一方面以武力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心中未尝没有胆怯。狮子的野心，狼的凶残，兔子的怯懦，奇异地融合在侵略者身上。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当顺民，可当人民的反抗来临之时，德军一方面是怕，另一方面则龇牙咧嘴露出凶相，他们想要抓几个人，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

1915年初，卡维尔力撑的“诺亚方舟”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自称是逃避德国人追捕的“法国士兵”混入了医院。卡维尔收留了他，但她那广博的善心显然没能得到好报，这名“法国士兵”像是一颗落入水中的泡腾片，一入门便在本来就不甚平静的医院搅起波澜。他开始调戏护士，一次，两次，三次，他似乎并不介意自己的形象，迅速成为了众人眼中的“混蛋”。这位自称“法国士兵”的无赖的来路现在已经不可考，但我们不难想见两种可能性：第一，他就是个十足的好色的无赖；第二，他是德军派过来设局的坐探，他要拉卡维尔下水。

严明的卡维尔当然容不得此等放肆。她要求他离开，他照办。但很快，他像是一块黏在身上甩不掉的鼻涕，又回到了布鲁塞尔，回到了那个供许多人遮风避雨的小医院。他说他来执行任务，负责搜集德军在布鲁塞尔地区的活动情况的的情报。

无论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法国士兵”如此肆无忌惮地来来回回无疑给德国人的抓捕行动提供了口实。德国人开始密切监控整座医院，虽然身边的人提醒卡维尔说她这样下去将会很危险，可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卡维尔看来，也许都是理所当然，她不愿意走，也不愿停止自己的工作。

1915年8月4日，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了卡维尔。一同被逮捕的，还有与卡维尔一同为盟军工作的建筑师伙伴。

审判

德军对卡维尔的审判是一部闹剧，而卡维尔之死则注定成为一幕经典。以素心直面机心，卡维尔的凛然把德军紧紧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内心平和坦荡的卡维尔让德军审讯员束手无策，他们整整审问了她72个小时，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兵不厌诈，德国人开始撒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德军审判员告诉卡维尔他们已经掌握了重要信息，如果她肯坦白，便饶他的伙伴不死，反之，格杀勿论。审判员正是瞧准了卡维尔的仁慈心。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优点，可在交战时刻，仁慈有时候则是致命的弱点，经验不足，思想天真的卡维尔说出了一切，包括帮助建立地下运输网络。

卡维尔在两天之内获罪。除了她自己的口供，让罪名“成立”的唯一物证是一张英国士兵寄来的明信片。她救过他，他写信感谢她。

卡维尔被处以死刑。美国和西班牙大使对这一判决发出了强烈抗议，他们希望德方更“公平”一些，毕竟，在她救治的伤员之中，包括德国士兵。卡维尔的行为，显然不能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评判。遗憾的是，所有呼吁都不能改变德方处死这位“捣乱”的英国护士的决心。1915年10月12日，卡维尔和她的伙伴在布鲁塞尔的郊区被刽子手枪杀。

英国神父斯特灵·葛汉（sirlinggahan）是最后一个与卡维尔交谈的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枪决，卡维尔出奇地淡定。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接受自己的命运，从容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卡维尔此生无憾，她对神父说：“我知道现在仅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我必须做到对任何人都没有恨。”

无私之爱，像万朵祥云，把卡维尔缓缓托起。“护士”，“爱国者”，“人道主义者”，鲜明的“标签”让死后的卡维尔永远地成为一个纯洁神圣的符号式人物，而对卡维尔的恨，则像一块猝然落下的重石，砸了德军自己的脚。

乱枪过后，德方赢了法律，输了道义。事实上，在卡维尔倒在屠场上的刹那，德国人的战时宣传已然溃败。

在同盟国的宣传中，卡维尔没有被描述成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是被塑造为一个积极的反抗者。卡维尔被杀当天并不是英国的征兵日，可在激动的媒体报道导致的强大社会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这一天开始征兵工作。

战后，卡维尔的遗骨被运回英国，英王乔治五世亲临威敏寺观摩纪念活动，她被葬在诺维奇大教堂附近，客死他乡的卡维尔终于返归故里。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布鲁塞尔才是她最钟爱的地方，涩涩的青春，辉煌的事业，严酷的考验，她生命交响中的华彩篇章全都压在那座城市。

人们为卡维尔立了塑像，上面刻着：博爱，坚忍，奉献，牺牲。雕像旁还有铭牌，记录那经典的句子：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我必须做到对任何人都没有恨。

卡维尔的故事多次被翻拍成电影，作为英国中产阶级爱国妇女的典型，她的事迹无疑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好材料。1918年的《被德军射杀的女人》是控诉德军，1919年的《伟大的胜利》是高举大旗。1930年，美国导演哈伯特·威尔克斯以卡维尔为原型推出了《破晓》。1939年，二战前夕，威尔克斯再次拿起执导筒，拍摄了传记片《护士：伊迪丝·卡维尔》。这部英式的美国电影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同，女主角安娜·尼格尔（她后来成为威尔克斯的妻子）凭借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卡维尔故事的重提，对于老一代来讲，是种回忆—回忆他们曾经的战斗和反抗。而对于新一代，护士卡维尔的故事，则是一记警钟，告诫大家将处在多么巨大的危险中。

不久，二战爆发，历史像上天把玩的呼啦圈一般，兜兜转转重复着面目各异本质雷同的故事。作为一战的纯洁神话，爱国情绪的化身，卡维尔像是一尊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的女性，前仆后继地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