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利士美女娣莱拉出现在《圣经》里的时候，历史上女间谍的命运，似乎就已经被定型：两方争端，战争来袭，希伯来的大力士参孙如同战神一般，击垮了娣莱拉所在的村庄，天地变色，万物沧桑，十万危急中，原本寻常的娣莱拉放出光彩。她用美色吸引了参孙，并诱导参孙暴露出其致命弱点，进而四两拨千斤地拿下了战争。中国传说里也有这样倾国倾城的女人，夏商时期的将领女艾，也曾乔装打扮来到寒浞的统治中心，四处打探消息，了解民情，为夏朝国君少康未来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女间谍的人生故事，在寻常想象中，像一朵野地里长出来的野玫瑰，出其不意，风尘仆仆，芳香而有刺，总能以一种冶艳而神秘的超绝姿态，吸引普通人的注意力。生活有时候像缺了胡椒的牛排，太乏味，难免需要听听别人的传奇，来画饼充饥。男人们在脑海中制造出类似电影《史密斯夫妇》里手戴铆钉黑皮手套，身穿紧身黑色内衣的安吉丽娜·朱莉的形象。她动不动会给人一鞭子，辣劲十足。而女人们则一边骂一边羡慕，恨自己怎么没有她们那种魅力和手段，恨不得立刻去跟孙悟空学七十二般变化。领略这些，现代人被刺激到，暂时满足了，他们仿佛吸了一口薄荷醒脑喷雾，精神一抖擞，打了个激灵，又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在庸常而平安的日子里沉溺下去了。读间谍的故事有心理安慰，因为至少我们还是安全的。

不过，我去读女间谍们的人生，最开始感兴趣的地方却不是女间谍们谈了多少次恋爱，骗了多少个男人，捞到多少情报，杀了多少“敌人”……虽然这些都足够有卖点和看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烽火男女之间的忠诚、挣扎与背叛，精彩似好莱坞大片。但我更想探讨的是女人与战争那种缠绕而又纠结的关系。战争本身是刚性的，暴力，惨烈，不由分说，是强者的游戏。而女人却是柔性的，包容，和美，可商可量的。可战争偏偏很奇妙，它像一支强力激素，打下去，要么使女人变得更加女人，冶艳、诱人、无法抵挡的秀色可餐，像舞娘玛塔·哈莉、“月亮女神”辛西娅；要么使她们变得更男人，像花木兰一样，去买“骏马”，买“鞍鞯”，买“辔头”，买“长鞭”，收拾好战斗装备，也来个“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像书中写的一条腿的霍尔，能抵“五个男人”的南希，还有总爱穿男装的川岛芳子。这种扬鞭赶马般的急促变化，在女间谍身上彰显得特别强烈，几乎是加入间谍行列的第一天，她们就得明确自己的定位，并且随时准备好去牺牲。

深读下去，我又喜欢看她们是怎么走向间谍这条道路的。张爱玲说，再可恨的人，如果细加研究，你会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战争中的女人们各为其主，当然谈不上可恨或不可恨，但读她们成为间谍之前的人生细节，倒真是能看出些温柔来。战争年代，没有人天生就想去搞危险的情报工作，尤其是女人，但她们却纷纷上路。这上路有点时势所逼的意思，她们用国仇家恨包裹着内心深处的那点温柔，脱掉高跟鞋，换上战靴（当然有时候为了工作需要还得换回来），一脚踹开男人们的战场。我发现即使再风光的间谍（比如前一阵大热的安娜·查普曼），也会像平常人一样，有许多曲曲折折不愿启齿向外人道的委屈。好比每一家的灶台，即便再干净，边边角角都能找出刺恼人的油灰—那是生活给我们的沉淀，不干不净，不清不楚，剪不断理还乱。生活不是只有飞扬。传奇里的女间谍，像走钢索的人，演绎着浮荡在半空中的惊险风景，可走上钢索之前，走下钢索之后，她们总还能抖搂出一些枝枝节节的、与其“任务”相干不相干的人生小碎屑。我们观望着那些委弃在红尘里的人生边角，静思静量，转而，蓦地生出一些怜悯，跟着苍茫茫地念上一句：亲爱的孩子，你们受苦了。

伊北

2011年2月22日

于北京鼓楼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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