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犹太裔女孩，因为信仰共产主义，甘愿为苏联情报机构gru（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服务。在长达十五年的间谍活动中，她的足迹遍布美国、中国、波兰、瑞士、英国，多次成功建立间谍网，向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维埃输送无数重要情报。1942至1943年事业攀至顶峰时，她甚至用无线电向莫斯科传送过无可估价的关于原子弹制造的材料，为苏联加速成功研制原子弹立下汗马功劳。gru的高级官员曾说，“如果在英国我们有五个索尼娅，相信战争会结束得更快。”信仰共产主义，给了这个德国女孩无穷的精神力量，“也许有时会遇到困难，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纯洁的精神追求使得她在执行任务时从未迷失自己，即使偶尔陷入感情旋涡：与上司传绯闻、与异国共产主义者恋爱，她也总能化感情为力量，与爱人携手，走向事业的更远处。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间谍之一，索尼娅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特工传奇时，至少用过五个名字。每个名字仿佛都是一条性命。无论身处多么危险的困境，她总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高颧骨，眼神凌厉，索尼娅属于命硬的女人。事实如此。与她合作窃取原子弹信息的物理学家被逮捕后坐了九年半的牢；发掘她加入情报机构的上司在日本被绞死；她的同事被逮捕后出卖她，情报人员找上门来问情况，她也照样能够轻松应付，冷静地问一句：“喝杯茶怎么样？”

1949年，从原子弹材料泄露危机中全身而退的索尼娅落叶归根，前往东柏林定居。1950年自gru退休后，她又为东德政府工作了近十年。晚年的她变身作家，写作畅销自传《索尼娅的报告》，还写一些儿童书，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在柏林，她和子女以及姐妹生活在一起，晚景明媚，儿孙满堂，高寿至九十三岁。无论是功绩还是年纪，她都够资格笑傲间谍江湖。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奋斗过，爱过，写过，这个兼具冷静与浪漫的德国女人，在云诡波谲的谍战江湖里，举重若轻地演绎了一出成功女间谍成长史。

德国柏林

虎父无犬女。1907年露丝·乌苏拉·库克瑞尼斯基降生在柏林的那个家庭的时候，她仿佛就注定了将会度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她的父亲是欧洲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人口学家罗伯特·雷内·库克瑞尼斯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出了名的左翼分子，做过苏联间谍。在左翼氛围浓重的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下，在或是巧合或是必然的人生路途中，罗伯特的六个孩子，有三个都成了苏联间谍，其中，露丝·乌苏拉·库克瑞尼斯基，无疑是这个间谍家庭里最闪亮的星。

革命需要年轻人的热血，自小激进的露丝很早就开始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1924年，十七岁的露丝走上柏林街头参与暴力游行，用嘹亮口号和肢体冲撞，探寻信仰。两年之后，她如愿加入德国共产党。红色风暴袭席卷世界的年代，共产主义的“幽灵”着实让许多资本家害怕，露丝所在出版社的老板为了避免麻烦，立刻辞退了这个不安分的女雇员。

十九岁，露丝失业了，但这种寻常工作之路的戛然而止，也在客观上把露丝朝特工之路上推进一步。激进的革命者不需要别的职业，革命就是他们的职业，是崇高的奋斗目标。露丝自由了，她开始摸索自己的革命之路。

1928年，露丝随父兄去了一趟美国。1929年回德国之后，她与青梅竹马的男友鲁道夫·汉伯格结了婚。鲁道夫是建筑师，思想上与露丝一样偏左翼。婚后的露丝开始为理想找出口，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实践着内心追求的“主义”。很快，露丝发现这点工作并不能让自己满足，她开始为党报《红旗》撰稿，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1930年，她的抱负似乎找到了新的途径。党组织告诉露丝她将在上海与共产党“接头”，她的非一般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露丝满怀期待和丈夫鲁道夫一起去了上海，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失望，所谓的“接头”承诺越来越像是一个谎言，无尽的等待让这个迫切想要投身革命的女孩失去了耐心。她决定靠自己，单独行动。

1930年的上海是远东畸形繁华的大都市，各个的租界里，活动着从殖民者、大商贾、革命者到交际花、地痞无赖等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从上海的边界朝里望，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朝外望，则是中国广大的贫穷的乡村腹地。“远东巴黎”上海，凝聚着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精华与最糟粕。肆无忌惮、张牙舞爪的上海是冒险者的天堂。

建筑师鲁道夫和他的妻子在上海过着令人满意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花园，洋房，小汽车，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在这最适宜培养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地方，露丝原本可以一头倒在席梦思大床上，喝喝咖啡，看看电影，逛逛马路，温柔地沉溺下去，过洋人太太的生活。可心中的信仰却不允许她这么做。她穿梭于上海浮华的社交场，主动找寻自己需要的人。

中国上海

所谓“抓住机遇”，就是认识要认识的人，建立该建立的关系，实现想实现的目标。靠着灵敏的洞察力和不错的交际手腕，露丝迅速在上海遇到自己的领路人，打开革命新局面。她花了四个月时间与著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曾奔赴延安访问）建立联系并成为朋友。史沫特莱当时为德国的媒体工作，从德国来的露丝，和她很谈得来。以史沫特莱为桥，露丝结识了她革命生涯的第一位“贵人”，理查德·佐尔格（代号拉塞姆，意为来自白羊星，1944年在日本被绞死）。他为苏联情报组织gru工作，来到上海做间谍已经一年，是个熟手。

对于一直在黑暗的甬道里摸索革命道路的露丝来说，佐尔格的出现，无异于让她在暗道里看到了尽头微明的亮光。露丝为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欣喜不已，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她不顾一切地朝佐尔格靠拢。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那个急于革命的已婚妇女露丝与职业间谍佐尔格之间的对话。他问：“做间谍很危险，准备好了么？”她答：“没什么是我害怕的，我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义无反顾的露丝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她为佐尔格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提供碰头地点。为组织工作，她丝毫没有惧怕，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兴奋，看着碰头地点内自由交谈的八十个同路人，露丝感到十分满足，她决定朝着革命的路走下去。

露丝瞒着自己的丈夫加入了佐尔格的行动小组。刚开始，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露丝只是帮着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他们藏匿武器，她还“窝藏”一个正在躲避追捕的中国共产党人。露丝早期的间谍活动，多少有点类似于一位有钱的太太无意中帮助了穷苦的革命者，除了胆大，似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但点点滴滴的积累，终究是为露丝·库克瑞尼斯基的间谍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开始了武装侵略中国的进程，1932年初，在川岛芳子等间谍的积极煽动下，“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危急。烽火乱世为露丝制造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她异常活跃，几乎成为佐尔格领导的间谍小组的女间谍。同时，她继续为亲共的报纸《红旗》撰长文，笔名为露丝·沃纳。

中国奉天

革命与恋爱相同之处在于，跟平实朴素的人生比，它们都是飞扬的，像是蒲公英飞到天上，不可能有个定性。随着革命之路的延伸，露丝的感情生活像是在石子路上颠簸的小车，经历着不无痛苦的震荡。事实上，上海时期，鲁道夫和她一心革命的妻子的关系就已然恶化，儿子迈克降生，也没能挽救这段婚姻。她没有和他离婚，个中原因不详，或许因为孩子，或许露丝还没有下定决心，又或许是组织不允许她离婚。

但无论感情生活是否顺利，露丝革命的脚步不会停下。1933年，在佐尔格的推荐下，她有了一次去莫斯科的机会。她把儿子迈克送到捷克的亲戚那里寄养，毅然前往红都接受第一次正规的间谍训练。六个月后，即1934年2月，她回到时局动荡的中国奉天时（当时奉天被日本侵占），已经是个略通间谍技术的合格的gru“毕业生”。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索尼娅（中文名字又叫宋雅），一个新的身份—书商，一个新的上司—厄内斯特。这位上司是曾是一名海员，曾和她一起在莫斯科受训。

索尼娅和厄内斯特的关系在这名德国女间谍的罗曼史上显得那般扑朔迷离，一派绯红色，他们当然没有正式确定关系—走入婚姻殿堂，但在革命的荆棘路上，比肩前行的两个人，要说一点感情没有，似乎也不合乎情理。信任、尊重与爱，交织在索尼娅和厄内斯特的战斗历程中，他们是一对亡命鸳鸯，一头扎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汪洋大海。他和她之间有着默契的信任、理解和爱。刚见面的时候，索尼娅表示自己有个儿子，才三岁。言下之意想把孩子接回身边。厄内斯特想了一分钟，然后答道：“我为什么要反对一个孩子，我们需要革命的新一代。”这样，远在布拉格的儿子迈克又回到了他妈妈身边。

如果说与鲁道夫、佐尔格在一起的几年是索尼娅在华间谍生涯的初级阶段，那么，与厄内斯特配合后，她显然已经进阶到中级。他们在奉天充当中国革命者和莫斯科相互通气的中间人，多年后她写道：“我们的电台连接着游击队员们和苏维埃联盟。”索尼娅一周传送两次情报，每次五百组，每组有五个代码。她偷偷帮游击队员带来他们需要的炸药和化学药品。这段时间，索尼娅开始学习汉语，经上海时期的积累，加上奉天时期的主动学习，她已经掌握了六百个中文词，口语方面也学会将近一千个词。此番工作和学习状态一直持续到1935年4月。随着革命同志的被捕，索尼娅和厄内斯特很可能暴露，莫斯科方面命令他们立刻切断与游击队员的联系，赶紧离开奉天，到北平去。可刚到北平，索尼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她和厄内斯特爱的结晶。

波兰华沙

从北平逃回莫斯科后，索尼娅很快又有了新任务，组织派她和鲁道夫一起去华沙组织间谍网。他们从莫斯科出发，在伦敦做短暂停留，与父母和朋友欢聚，而后南下前往华沙赴职。在华沙，鲁道夫继续以建筑师身份做伪装展开工作，而索尼娅则把发报器装在留声机盒子里，定期向莫斯科汇报波兰的政治、经济情况。她开始学习波兰语，新的语言学习迅速冲淡并且覆盖了她在中国学的那点一知半解的中文，她似乎彻底和中国告别。

1936年4月，索尼娅和厄内斯特的女儿珍妮雅在波兰首都华沙降生。新的小生命的来临无疑给索尼娅的工作增添了阻力，一儿一女整日围绕在周围需要照顾，索尼娅有点撑不开手脚。当地的保姆显然不能让敏感、细致并且有保密义务的索尼娅夫妇满意。情急之下，索尼娅想到一个好主意。她把她从前雇佣的奶妈从柏林请到华沙来帮她看孩子，熟人熟手，索尼娅很放心，大后方就此稳固。

在德军接管波罗的海海岸的但泽自由市之后，索尼娅被组织派去协调困留在但泽自由市的德国共产党。在但泽，索尼娅发送电报时被德国人发现，所幸她最后是全身而退。行动的暴露，从客观层面上证明了索尼娅发报技术的落后。

外部世界的动荡与内心世界的混乱折磨着索尼娅，实践证明，她的间谍技术还很不过关，而且此时，在感情上，她也身处“丈夫”鲁道夫和情人厄内斯特的夹缝中痛苦纠结。她和他们都育有孩子，即使对已经与其破裂的鲁道夫，她也依旧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情愫。更何况，在华沙，她和鲁道夫仍以夫妻的名义活动。

索尼娅在华沙的上司安德烈告诫她，不要再随着自己的性子胡闹下去。她表示自己已经不爱鲁道夫，但是眼下也不想回到厄内斯特身边。她要继续自己的革命之路。为了两全起见，安德烈建议她回莫斯科继续深造—接受更为高级的间谍训练，同时能够在感情上冷静冷静。1937年6月，索尼娅起程向东。

瑞士蒙特勒

短暂的莫斯科之行让她学会了制造炸药和组建更新型的发报机。她被邀至克里姆林宫，被授予红色旗帜勋章，此番鼓励无疑成了她继续为gru工作的动力。索尼娅去莫斯科的时候，正赶上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她的许多同事被“清洗”掉了，可这个德国女人并没有因此怀疑斯大林或者组织，那时她写道：“我确信他们（指同事）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1938年，进修后的索尼娅和鲁道夫一起被派到瑞士建立间谍网络。她将自己组建的间谍网与著名露西间谍网（一个反德间谍集团，总部在瑞士，表面上他们以小出版公司作伪装）合并，共谋大举。在瑞士的蒙特勒，索尼娅再度陷入到扑朔迷离的情感游戏中。她的正牌丈夫鲁道夫在到达瑞士没多久便被派往远东。另外，从莫斯科取道伦敦来瑞士时，索尼娅认识了亚历山大·福特。此人后经索尼娅的妹妹介绍，在1938年加入了索尼娅在瑞士蒙特勒的小组。他在组织中担任话务员，没过多久，他就搬去和索尼娅一起住。

可是，谁也想不到，在索尼娅的间谍网络与露西间谍系统联手之后，她又遇到了新的感情契机。1939年2月，索尼娅迎来了间谍系统的新成员，一个曾经在国际纵队里参加西班牙斗争的英国共产党员，里昂·伯顿。他们一见钟情。经历了这么多事，走过了这么多地方，遭遇过这么多人，索尼娅和里昂双双认定，彼此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对的人”。

1939年8月23日，苏联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索尼娅对此十分不满。一个星期后，德军闪电进攻波兰，悍然发动二战。战争局势的突转致使gru又给了索尼娅新的潜伏任务。为了方便搜集情报，gru方面希望她成为一名英国公民，进而，他们希望她和英国人福特结婚。如此包办婚姻当然是不合理的，她并不爱福特，组织显然还不了解她情感世界的新变动。索尼娅没有听从组织安排。

1939年底，她与鲁道夫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名存实亡的婚姻。1940年2月23日，苏联红军的建军节，德国女人索尼娅嫁给了英国绅士里昂·伯顿，转身成为英国公民，既服从了组织的要求，又遵循了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感情指向。两全其美。其间，厄内斯特造访了这对新人，看望了自己和索尼娅的亲生女儿珍妮雅。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自己的女儿。

1940年底，莫斯科方面希望里昂夫妇返回英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孩子怎么办？儿子迈克和女儿珍妮雅虽然都不是她和里昂亲生的，但作为母亲，她不愿意也不能丢下自己的孩子。他们要举家迁往英国，此番举动刺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奶妈。养比生大，常年的照顾使得奶妈对两个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依赖，她不愿与孩子分开，可是，去英国的计划中，却没有她的位置。奶妈本能地抗拒离别，她歇斯底里，大吵大闹，无济于事之后，迁怒于索尼娅夫妇，决然跑去向英国政府爆料他们夫妇的间谍行为。但是，在动荡纷扰的日子里，大概没人会注意一个被离别伤害的奶妈的证词。她还是没能与他们同行。1940年底，索尼娅取道中立国葡萄牙，经数月跋涉，终于在1941年2月抵达英国利物浦。

英国牛津

多年的间谍工作把索尼娅锻炼得非常老练。量变转质变，索尼娅一直在等待干一票大的。在英国做卧底的日子里索尼娅积聚力量，破茧而出，一举冲到间谍生涯最高峰。1941年末，索尼娅在牛津结识了她间谍生涯中的又一个关键性人物：克劳斯·福克斯。福克斯和索尼娅是老乡，都是德国政治流亡者，他和索尼娅的妹妹认识，通过这一层关系，索尼娅钓到了她期许已久的大鱼。福克斯是一名物理学家，当时他在英国秘密原子能研究机构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原子弹制造方面的材料。1942年夏天，索尼娅的丈夫伯顿在英国应征入伍，这就意味着，索尼娅失去了帮手，她必须一个人去取得福克斯的信任，并通过他搞到情报，然后把再把情报传送到莫斯科去。

在牛津的谍报工作极大地考验着索尼娅的耐心和组织能力。为了避人耳目，她和福克斯会骑自行车去牛津的乡下碰头，福克斯会交出手写材料，他自己参与的部分他会用草体记录下来，而其他听来的消息福克斯则口头告诉索尼娅。对于物理学，索尼娅是外行，东西德合并后，晚年索尼娅接受采访时被问及这一段经历，她曾说当年福克斯写的那些情报，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些难懂的象形文字，等于是“天书”。

偶尔，他们会在牛津的乡下聊一些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话题，但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的谈话从没超过三十分钟。索尼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对于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并且参与谍报工作的福克斯来说，是一种很不错的“减压”。就这样，索尼娅和福克斯在牛津保持着单线联系，她称福克斯是个“非常好的，得体的人”，直到1943年9月，索尼娅的第二个儿子皮特降生。

在英国那几年，索尼娅如鱼得水，库克瑞尼斯基家族有不少人都参与到间谍活动中来，他们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方便之门很自然地向他们敞开。在英国执行任务期间，索尼娅的经济学家父亲曾经向她提供过帮助，而她远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兄弟，也向她传送了不少重要信息。在向莫斯科奉献了大量关于原子弹的材料之后，索尼娅在间谍圈子一举成名。

诺曼·莫斯在《克劳斯·福克斯：偷取了原子弹的人》中指出，索尼娅和福克斯的情报，极大地推进了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的进度。1949年，苏联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制衡了美国的战略力量。1943年，索尼娅在英国的上司曾向她转告gru高层的话：“如果在英国我们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将更快结束。”

战后，或许因为叛徒揭发，莫斯科方面为了使索尼娅不暴露，主动切断了与她的联系。1947年，两个陌生的男人敲响了索尼娅的门，他们指明她是苏联间谍，并说他们相信她没有在英国开展间谍活动，他们表示只是想找她了解了解情况。老练的索尼娅没有被这阵势吓住，她站在门口，冷静地问：“你们要不要喝杯茶？”一番盘问之后，来意不明的两个人满意地离开。这一次她知道，自己在英国待不下去了，可是，在没接到组织通知之前，她决意选择坚守。

民主德国东柏林

1949年10月，战败的德国被二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作为一名德国人，索尼娅理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好消息很快传到了英伦大地，1950年3月，索尼娅在事先约好的一棵大树底下接到了密电，电文说她可以前往东柏林。索尼娅压抑着兴奋，默默地在英国雾蒙蒙的天气里做着临行前的准备工作。她埋掉了无线电，买了四个美国军用粗呢袋装行李，带上大女儿珍妮雅和小儿子皮特前往西柏林。然后，再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

初抵柏林，索尼娅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在这个城市出生，现在，经历了一场浩劫，她又回到了这里，战争摧毁了一切，百废待兴。兴奋、落寞与希望交缠在一起，伴随着湿冷的床，陪着索尼娅度过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夜晚。刚来东柏林的索尼娅没有房子住，所有的旅馆都是满的。她租用了一对老夫妻的房间，不过后来，苏维埃的同志帮她找到了房子，并且为她安排了工作。1951年，索尼娅的丈夫里昂带着大儿子迈克来到柏林，一家人终于团聚。

惨烈的战争过去了。疯狂的希特勒受到了重创，自杀身亡，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德国给千万百万的德国人。是非对错，历史自有评判。接下来，将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著名女间谍索尼娅，恢复了她最初的名字露丝，她更喜欢别人叫她露丝·沃纳，这是她的笔名。自1950年金盆洗手之后，除了1969年她两度获得红色旗帜勋章外，露丝几乎和gru没有联系，她似乎更喜欢她的新身份，作家。

她写了一些书，包括自己的传记和一些儿童故事。不过，即使是写书，她也有严格的纪律性，间谍生涯带给她的敏感和严谨，贯穿在她的自传写作中。1974年，露丝完成了自传《索尼娅的报告》，在书中，她一点也没提到当年向她提供情报的物理学家福克斯—因为他当时还在世，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爆料”，给彼此带来麻烦。相反，关于已经去世的佐尔格和其他同事的情况，她则写了很多。先人已去，历史的解释权尽在她手中，她想怎么说是她的事，没人能干涉。

1990年10月东西德合并。1991年，苏联解体。当年索尼娅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有待后来人探索新走法。不过，索尼娅恐怕早已看淡一切，风来雨去，坦然面对，勇敢地走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索尼娅的晚景不错，三个子女、五个孙儿女和三个姐妹围绕在她周围，与她相伴，直到2000年7月7日，她在柏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