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孩贝克

明星做间谍，约瑟芬·贝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一战期间，舞娘玛塔·哈莉就曾因疑似间谍被处死。著名的冷美人，好莱坞影星葛丽泰·嘉宝在1932年的电影《魔女哈莉》中饰演了玛塔·哈莉，而她自己，在二战中，据说也曾利用独特的明星身份（可以逃脱审查？）为帮助欧洲科学家转移到美国做过情报工作。

有人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讲法：最惹人注目的地方，反而不容易引人注意。明星的身份，就是“一叶障目”中的“叶”，巨大的星光挡住了审查者的视线—他们短暂地“目盲”了，间谍工作因此顺利进行。

不过，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要强调约瑟芬·贝克的明星身份，我们更应该看到她从事间谍工作的“初衷”。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黑人女性，在那个年代，她想要成功，当真难上加难。可她偏偏成功了。神话般地，非常惊人地成功了。

是巴黎给了她机会

她懂得投桃报李。当巴黎沦陷在希特勒的铁蹄下，约瑟芬·贝克站了出来。

贝克做情报工作，一方面是出于感恩，她说她对法国无比忠诚，为了法国她愿意做任何事，另一方面，间谍这份工作在她看来只不过是演戏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贝克说：“我爱表演，我会一直演下去，直到生命终结。”做间谍就像玩“真人秀”，需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周围的相关人等都是她的免费搭戏演员。这太刺激了。所以，下面要讲的与其说是间谍故事，不如说是一个演员的感恩故事。

约瑟芬·贝克绝不是一名“良家妇女”。事实上，在种族主义之风依旧在美利坚大地上肆虐之时，一个黑人女孩如果选择做一名规矩的“良家妇女”，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桥段。

甘心束缚？约瑟芬·贝克绝不，她天生有种特别的活力。看她在juanacubana中跳舞，是自由发挥型的爵士舞，她穿着贴身剪裁的短打，赤着脚，着了魔似的，四肢、躯干，周身的每一块肉仿佛都在动，看似无章法，实则自有一种随音乐而动的节奏性。她的舞蹈给人一种她“特别忙”的观赏感受。这舞配上跳宕活泼的黑人音乐，一下就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约瑟芬·贝克爱跳舞，舞蹈让她更具活力。有人问她如何美容，她说，“多跳舞，多出汗，这样你会睡得香（睡得香才能美丽）”。有趣的是，跳舞的时候，约瑟芬·贝克的脸似乎也不闲着，她会做出喜悦、愤怒、俏皮、白眼等“怪相”，以表达她的舞蹈中千变万化的情绪。

尺度较大的表演给她带来一种愉悦。双子星座的贝克大概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多层次的生活。在舞台上，她是性感而野蛮的，在生活里，她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正如她自述，“自从我在舞台上化身野蛮人以来，日常生活里，我总是试图让自己变得更文明一些”。

舞！舞！舞！

1906年6月3日，一个叫约瑟芬·福瑞达·麦当劳的黑人女孩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单亲家庭。她那个当地的工人父亲并没有对她们母女负起责任。她母亲后来再婚，可约瑟芬却无法与继父搞好关系。她逃出了家庭。这一年，她才十三岁，还属于青少年，涉世未深。作为女人，她恐怕还没完全发育好。但她顾不了这么多，谁的青春不犯错？况且，年轻就是资本，她有这个本钱犯错。十四岁，她结了第一次婚，十五岁结了第二次。从她第二任丈夫威利·贝克那里，她得到了贝克这个姓氏。约瑟芬·贝克诞生了。

从家庭走到大千世界的约瑟芬以跳舞为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跳舞拯救了她。它让她有了人生的目标，活得积极、健康，而不是在街头和一些人鬼混，堕落成为问题少女。命运之神很快垂青了这个女孩。1922年，贝克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1925年，她和她所在的歌舞团一起来到了巴黎。

这是个改变她命运的城市。谈起巴黎，谈起法国人，贝克曾说：“我非常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即使要侮辱你，也会做得很优雅。”的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有着比美国更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当美利坚大地上飘荡着种族主义和性保守主义之风时，法兰西却给了贝克充分的自由。她那在美国“成问题”的裸露尺度颇大的表演、棕黑色皮肤到巴黎都“不成问题”。在巴黎，她迅速蹿红了。对这个从异国他乡来的黑人女孩，法国人没有吝惜他们的掌声与喝彩。她的异国情调，感性十足的爵士舞蹈，多少也让巴黎人对1920年代美国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一种美好的想象。

给她成功，给她自由，巴黎岁月为贝克的一生精彩奠定了基础。无论何时，约瑟芬·贝克都对法国赞赏有加：“艾尔菲铁塔与自由女神像是那么不同，不过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要那个没有自由的雕像，有何好处？”“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连我自己都害怕承认自己是一个黑人的国度。这个国家只属于白人，而不是黑人。于是，我离开了。在美国，我感到一种窒息……很多人离开了，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离开，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在那儿生存……在巴黎，我感觉到空前的解放。”

在精神上，物质上，艺术上，巴黎“解放”了她。基于对“知遇之恩”的感念，贝克在二战爆发的第一时间内，便主动要求为法兰西而战。

1927年，贝克拍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热带警报器》。这是一部黑白无声片，讲的是一个美丽的“热带女孩”来到巴黎，经过努力成为一名迷人舞者的故事。它几乎拷贝了贝克的人生经历。不过，片中贝克过于夸张的表演一直为人所诟病（1927年过后，贝克还演过三部电影，分别是1934年的《周周》，1935年的《坦坦公主》和1945年的《法兰西之路》）。首演的失败增添了贝克对电影的抵触力，她显然更钟情于舞台表演。

在巴黎的舞台上成功蜕变成蝶后，贝克用了五年的时间走遍了整个欧洲。1930年，她重新回到巴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改变了她的生活。丑小鸭转身成为“黑天鹅”。在巴黎，贝克过着一种绚丽热闹的生活：华灯，派对，不稳定但却充满刺激的感情生活。这个算不上多漂亮的美国女孩成了巴黎的名流。年少轻狂，风头无俩，她甚至养了一只会上楼、会和她一起搭出租的美洲豹。1937年，贝克又一次走入婚姻。她入了法国籍。

间谍亦表演

战争扭转了一切。1939年9月，德军闪电攻陷波兰，法国对德宣战。全民激愤，在浓郁战争气氛中，贝克不由地也想为她的国家做点什么。正当她苦于没有渠道的时候，她的经纪人哥哥帮她实现了愿望。他与一个名叫阿伯蒂（abey）的法国间谍取得了联系。此时，阿伯蒂正在为法国军方从民众中物色优秀人才加入到情报工作中来。

贝克出现得恰逢其时。可贝克的特殊身份却不能不让阿伯蒂产生疑虑。她可是贝克，那个名动巴黎众人皆知的贝克！显焕的娱乐江湖地位与隐蔽的间谍工作间那种相反相成、易成易败的巨大张力，极大地考验着阿伯蒂的判断力。二十多年前的一战，也在巴黎，也是舞蹈家—玛塔·哈莉的间谍传闻不能不让阿伯蒂心有余悸。毕竟，从个人条件看，约瑟芬·贝克和玛塔·哈莉是如此地相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玛塔·哈莉的阴云，像一句咒语，动摇着阿伯蒂的决心：一旦贝克入伙，她是否会叛变？又或者，会不会就此毁了她。她上半辈子打拼下来的声名、事业，很可能都付诸流水。战争毕竟不是跳舞。

贝克管不了那么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法国毁了，她约瑟芬·贝克的声名还有何意义？是法国赋予了她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她要用她的所有，报答法国。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1939年，许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里，许是在某旅馆天鹅绒窗帘的后头，一个妖娆的黑人明星，抽着烟，与一名法国间谍热切地谈论着。浪漫之都巴黎强化了贝克浪漫的性格，在那一刹那，她恐怕不会清楚地知道成为法国间谍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以一种大无畏的乐观的精神拥抱了自己的命运。她要成为一名情报人员，她要为法国出力，无论代价为何。贝克的诚恳和忠诚打动了阿伯蒂。她开始了作为明星的战时服务之旅。

刚开始，阿伯蒂和他的伙伴们还担心这个“娇滴滴”的女明星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强度颇大的间谍工作，而在干了几票之后，阿伯蒂很快发现，这个常年跳舞的黑人女星身体强壮得“像钢铁一样”。做情报工作的那点强度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贝克是巴黎的明星，她的社交圈子里充满了政客、军人等各色权贵。他们乐于向贝克倾诉，因为和约瑟芬·贝克这样一位大明星谈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种荣幸。

那时候的贝克，三十出头，风情万种，青涩将退未退，成熟将来未来，常年的舞蹈生涯让她的身上没有一寸赘肉，她的修长美腿，她的凹凸身材，她的绚丽的带有弯弯发尖的发型，她的百变的时髦装束，都诱人至极。而这一切，在她接受情报任务之后，都变为她顺利展开工作的隐身衣。她仿佛从来没感觉到害怕。她说：“我不惧怕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由两只胳膊，两条腿，一个胃，一颗头组成的。”充其量，她会有些紧张，但玩了几次，驾轻就熟之后，贝克便习惯并喜欢上了此类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她冷静乐观的行事方式，往往给人感觉“贝克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她在胳膊上、手上写下情报，有人告诉她，你这是在玩火，很危险，她说：“好吧，没人会以为我是一名间谍。”的确，台前，她是明星贝克，幕后，她是间谍贝克。台前的“星光”太耀眼，遮盖了幕后的“谍影”。谁也没有闲暇去揣摩当红明星贝克的“真实”身份。在大家眼里，她只是明星。间谍这一风口浪尖的工作让贝克很兴奋，她全身的细胞都为此前所未有地燃烧了起来，时刻准备着大显身手。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约瑟芬·贝克源源不断地把她从各种聚会、派对上搜集到的“可能有用”的情报，汇报给阿伯蒂，她还曾帮助过一些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逃到巴黎的人。贝克无疑找到了一种“付出”的快乐。

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让黑人感到不安，许多黑人逃出了巴黎，逃出了法国。虽然贝克是明星，可在种族灭绝的刀锋下，她的明星身份也失去了特权，她不得不离开巴黎，回到法国南部的家。那里还没完全被纳粹控制。没过多久，阿伯蒂也来到法国南部与贝克会合。法国南部温暖的阳光丝毫没能冲淡战争的残酷，薰衣草的香味里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和火药味。为法国而战！贝克和阿伯蒂静静地蛰伏着。

任务很快下达。这一次他们是要做信使。阿伯蒂和贝克需要前往葡萄牙，把情报交给那里的接头人。法西斯路障重重，他们得先弄到通关证和签证。这对贝克来说当然是小把戏。她是明星，她只要跟人说她得去葡萄牙演出，两样东西就能轻松到手。阿伯蒂则弄了个假证。他们用隐形墨水把情报写在贝克的唱片上，若无其事地起程了。1940年11月，他们乘坐火车去了西班牙。贝克的魅力星光成了他们的通行证：贝克所到之处，人们的目光几乎无一例外地锁定在这位著名黑人明星的身上，没人会去检查她的唱片，也没人会注意到她身边的“跟班”阿伯蒂。谁会想到约瑟芬·贝克是间谍呢？走一路，“演”一路，危险与兴奋的感觉充斥着贝克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抵达西班牙后，他们转飞机前往里斯本，安全地把情报传了出去。

完成任务之后，贝克和阿伯蒂去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一边玩赏风景，一边等待新任务的下达。

新指令很快又下达，还是做“通讯员”。只不过这一次，阿伯蒂公务缠身，任务只能由贝克独自完成。万水千山，贝克引船独行。已经玩过第一遭的贝克爽快接受了指示。她再度用隐形墨水把情报记在自己的唱片上，穿上夸张绚丽的衣服，拎着优雅的手袋，轻松得仿佛她只是去做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演出。“谁能猜到唱片上布满了用隐形墨水写就的德军在法国位置的信息？”的确，谁也不会把贝克和间谍画上等号。在人们印象中，她是一道异国风味的大菜，秀色可餐，但实际上，这道大菜里面，包着的是一颗朴朴实实的法国心，熔铸这颗心的材料则是牺牲与奉献。贝克渡海来到葡萄牙，顺利交接了情报，顺带表演了几场舞蹈，为葡萄牙观众的眼睛谋福祉，而且，她就手弄了些有用、没用的情报，不捞白不捞，为法国做事，贝克不遗余力。

1941年的春天，约瑟芬·贝克转战西班牙。西班牙的各大城市都留有她的足迹。贝克像是引逗公牛的红布，稍微晃动几下，便能引起男性主导的上流社会的注意。西班牙人因贝克的到来high起来了，许多驻扎在西班牙的德国军官都以能与贝克相交接为荣。贝克在自传中写道：“身为约瑟芬·贝克会有很多便利，所到之处，我总会被各种邀请包围。”觥筹交错间，情报源源不断落入贝克手中。夜深人静时，“我总会小心地记下我所听到的一切。如果我的笔记被他们发现，我将受到极大的危害，不过，谁会检查约瑟芬·贝克的皮肤呢？情报舒适地躺在那里，被（内衣上的）别针保护着”。间谍这堂课上，贝克属于优等生。

“一切都好了起来”

一场疾病中止了贝克的间谍生涯。1941年6月贝克因传染病住进了医院。病来得又急又重，美国报纸甚至传过贝克去世的假消息。她熬了十八个月才挺过这一关。

出院后的贝克停止了情报工作。她重拾老本行，以慰军演出的方式为同盟国出力。美军高层热烈欢迎贝克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事实上，1944年5月，美军官员就曾下令，让军队的飞机和卡车，全力配合贝克的慰军表演。

1946年10月，贝克荣获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抵抗”奖章。战后，贝克时常怀念战时间谍生活给她的惊险与刺激。不过，俱往矣。谁也不会因为想要“刺激”而期待战争。贝克迅速调整自己，朝前看，寻找人生的新意义。

好莱坞电影《蜘蛛侠》里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身为明星的贝克本可以过一种浮华的无所顾忌的日子，可她没有这样做，她总愿意把自己的手伸向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对待人生，她自有一种虔诚。上天给了她精彩，她也总相信上天会赋予她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造福人间。她说：“我相信祈祷，这是我们从天堂汲取力量的最佳方式。”

战争结束后，未生过一儿半女的贝克收养了二十个孩子，她的家成了“地球村”。她把爱投到孩子们的身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贝克回到北美，为美国黑人的权利而战。从蜚声世界的明星，到黑人权利运动的领袖，贝克实现了从付出“小爱”到献出“大爱”的转变。

1963年8月28日，贝克在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身旁，面对华盛顿的二十万游行队伍，慷慨演讲：“你们正处在胜利的前夜，你们不能出错。胜利就在你们身后。”

华盛顿过后，贝克的人生也完成了一次轮回。从美国到法国，再从法国回到美国，演讲过后，贝克的心灵重生，“华盛顿游行前，我总有种怪怪的感觉，我总是害怕。我害怕遇见白人，我怕被他们包围。但是现在，那种小小的咬噬似的感觉不见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由。我知道，现在一切都好了起来。”

渐渐迈入老年的贝克依旧痴迷舞台。很不幸，1973年的一次心脏病复发给了她打击。在舞台上，她已经跳了五十年。但那时，她不能不停下来。不能跳舞，对天生舞者贝克无疑是致命的折磨，她时时刻刻想着返回舞台。

在约瑟芬·贝克的生命里，她可以为了两样东西舍弃一切，一是法国，一是舞台。贝克用二战时间谍生涯的完美表现，证明了她对法兰西的忠诚。现在，该轮到她向舞台证明了。

1975年4月8日，约瑟芬·贝克在巴黎做了她人生最后一场秀。两天后，她死于中风。

五十年前，她崛起于巴黎，五十年后，她在巴黎陨落。这是个完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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