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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纯洁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救他，我也请他给我约定一次拜会的时间，他同意了。这一次的会晤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象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一些什么书。”

当我把读过的很少几本书告诉他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的脸上很快又闪耀着那可爱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你也不懂得世故，这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作为一个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看出他品格的能力。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兵变史1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1即1857年印度人民的大起义，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采取蚕食的方式逐渐征服了印度，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和军事上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引起残余的王公贵族的恐惧和人民的不满，于1857年5月首先在德里附近英国的土著雇佣兵（印度人）中发生了兵变，印度中部各地英人统率的印兵群起响应，几个月内席卷了恒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所谓“兵变”——译注。

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使我感激万分。在他面前，我的一切恐惧全都消逝了，但是我一离开他，便又不安起来。“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从看出他的品格”倒成了我的一个问题，我在回家途中一直想着上述的两本书。第二天我买了拉伐拓的书，申梅尔品尼克的书当时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读了拉伐拓的书，觉得它的艰涩难懂尤甚于斯尼尔的《平衡法》，而且索然无味。我研究过莎士比亚的相貌，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技能，可以发现往来于伦敦街头的莎士比亚之流的人物。

拉伐拓的书并没有给我增加什么知识。宾卡特先生的忠告对我的直接用处很小，但是他的情谊却使我感奋起来。他那开朗的笑脸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的；忠诚和勤奋便够了。而我自问在最后这两个方面来说，还算过得去，自己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我已不可能在英国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我在南非终于读到了，因为我决心一有机会就去读一读。

我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掺杂着无可奈何的希望的心情，乘“阿萨姆”号轮船在孟买登岸。

港口的风浪很大，我不得不搭一只小艇靠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