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天堂｝

第十一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上）

写到这一章，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这个故事是怎样一周一周地逐步写出来的。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没有日记或文件可供写作这个体验的故事的基础。我在写作的时候，是随着心神的运行而写的。我不敢说定我一切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照神灵的指示而行的。然而检查一下我这一生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以及那些可以被视为最小的事情，要说都是遵照精灵的意志而行动，也不为过。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之信奉上帝是出于本意，而且由于我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我把这种信仰视为一种经验。然而，把信仰描写成为经验，可以说是等于窜改了真理。

也许这样说更加正确些：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明我对上帝的信仰的特性。

我为什么相信我写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主意，现在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我开始写前一章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章的题目，但是我在写作当中意识到在我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验之前，我应该写一点象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题目也就改了。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关于我打算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哪些事情应该提，哪些可以略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有关的事情漏掉了，真理就受到隐蔽。而什么是有关的事情，却很难直截了当地作出决定，因为关于如何写法才算适当，连我自己都还不很明白。

今天我更加清楚地懂得，很久以前我所读过的说一切自传都不宜当作历史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我就没有把所有记得的东西都写下来。为了真理，谁能说我究竟应该写进多少、省漏多少呢？我在法庭上所提供的我生平某些事件的片面证据，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检查一下我已写成的几章，他也许会给这几章增些光辉；如果遇上一个挑剔的评论家，他甚至会把“我的许多矫揉做作的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以炫耀他自己。

因此这几章是否还要写下去，我倒有点犹豫了。但是只要没有人禁止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必须继续写下去。我必须遵循圣哲的名言：除非从道德上证明是错误，凡事既然开始了，就不应当半途而废。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取批评家的欢心，写自传本身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体验。目的之一当然是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一点安慰和回忆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愿望着手写作的。要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难德坚持他们的意见，这本书也许就写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那他们也应当分担责难。

现在还是谈谈题目以内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杜尔班的时候，也有英国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我并不为这些经验感到遗憾。尽管我有过那些经验，尽管我时常引起朋友们的不便和不安，我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而朋友们也很客气地同我相处。当我同陌生人来往而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责备朋友们。我认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同一个上帝，必须有足够的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同别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回避这种交往的难得的机会，而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欢迎这种交往，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无机会的影响。

所以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屋子虽然已经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他们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关于他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多谈一些。这些朋友们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泪纵横。不幸的是，因为我的缘故，她经受过很多这样的考验。英国朋友象家人一样亲密地同我住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留学英国的时候虽然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但是那时我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点象住在公寓里。现在情形颇为相反，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设备虽然都是西式的，内部的生活可以说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记得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确有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不太为难的，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就比在杜尔班多得多了。

第十二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下）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一度雇用过四人之多的印度职员，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这么多人，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它就不行，而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打字。我教两个职员，但他们一直不合要求，因为他们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个职员我想训练他当会计。我不能到纳塔耳去找人，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而就我个人的方便来说，我是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的。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似乎很难把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都应付过去。我很想延聘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给一个象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没有把握。不过我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我所认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给我找一个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刚刚从苏格兰来的。她并不反对自谋一种正当的生活，随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个经纪人便叫她来见我。她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坚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镑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现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关系，就象一个女儿或妹妹一样，而不只是一个速记员。我对于她的工作，可以说找不到什么错处，我常常叫她经管数达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

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许不单单是这样，她甚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诉我。她把最后选定丈夫的事也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享有为她主婚的荣幸。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就在婚后，当我工作上实在搞不过来了，只要找她帮忙，她无不应命而来。

然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

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

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第十三章《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

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第十四章苦力区还是“隔度”？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叫做“隔度”（ghe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

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萨希布”1。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1萨希布（saheb），乌尔都语，通常为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之意—

—译注。

第十五章黑热病（上）

市政当局虽然收回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权，却没有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们搬走，先得给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区，但是这一点，市政当局一时办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还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下去，不同的是，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权既然失掉了，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比以前更脏了。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一点清洁，即使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市政当局却不用害怕法律！住户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是肮脏和混乱。

印度人正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黑热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还要可怕和厉害。

幸而发生这种传染病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矿区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清洁卫生是由白种雇主负完全责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着和这个金矿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这个地区内他们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厉害。马丹吉特先生当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户，碰巧也在这个地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他看见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为不安，就用铅笔写了这么一个条子给我：“黑热病突然发生，请即来此及早设法，否即结果将不堪设想。请即来。”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开一间空房的锁，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进去。我骑自行车到那个地区，写了一张条子给城里的书记官，通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了这间房子。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行医的威廉·戈夫莱医师，一听到这消息便赶来救护，作了病人的医生兼护士。可是二十三个病人实在不是我们三个人应付得了的。

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办法来应付。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先生，还有一位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是他的父亲托我照应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见过象他那样肯做事而又听话的人。幸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尼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来的。就我所记得，他也没有结婚。所以我决定牺牲他们四个人——叫他们职员、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达斯是用不着征求意见的，其他三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都答应了。

“你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这就是他们简短而甜蜜的回答。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这个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

我不忍心叫他冒险。所以他就在危险区外工作。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护之夜。从前我也曾看护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来没有看护过黑热病人。戈夫莱医师的胆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护理的事情并不多：给他们吃药，侍候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整齐，安慰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

这几个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格外高兴。象戈夫莱医师那样的勇敢和马丹吉特先生那样的有经验，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它的苦难之外，却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两章的篇幅来加以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