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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

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姊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