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第二十六章热中于团结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在进行。这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领袖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到敦促去参加会议，我已经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和我有着诚挚的关系。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见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称赞他们的服务和他们的勇气。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谊，渴望通过同他们的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无论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毫不勉强地跟着他们走，为的是要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

远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晓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我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消除障碍求得团结。我秉性不喜欢用奉承或有损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上帝在考验着我。

我既然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念从南非回国，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以前，他们却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申请到狱中去会见这两位兄弟，但是没有结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们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狱以后。

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讲了话，讲的是穆斯林营救阿里弟兄出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把我带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我在那里邀请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接着我便和政府通讯，要求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基拉法1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过。我觉得如果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尽可能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宗教信仰的问题则不同，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会只有一个宗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违背什么伦理原则，而且英国的首相已经承认穆斯林的要求是正当的。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尽力之所及，来帮助取得首相诺言的实现。首相的诺言讲的清清楚楚，因此可以说，若就是非问题来检查穆斯林的要求，只能满足我自己的良心。

1基拉法（khifa）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由土耳其王兼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穆斯林已有拥护基拉法的要求，土耳其战败后，基拉法的权位有被剥夺之势。这在印度的穆斯林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于是有基拉法运动的兴起，要求战胜国之一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对此运动，曾积极加以支持——译注。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曾批评过我对于基拉法问题的态度。虽然如此，我觉得我并没有理由要去修改它，或者因为同穆斯林合作而感到遗憾。如果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动身去德里的时候，就打算把穆斯林这个问题向总督提出来。当时基拉法问题还没有具备后来的情况。

但是到德里以后，我参加会议的事，又遭到另一困难。安德禄提出关于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他告诉我英国报纸上正在争论英国和意大利的秘密条约问题。如果英国和欧洲的另一个强国缔结了秘密条约，我怎么好去参加那个会议呢？安德禄先生这样问我。我对于这些条约，一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度·安德禄的话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詹士福勋爵，说明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有些踌躇。他请我去面谈这个问题。

我同他和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结果我同意参加会议。总督的论点实质上就是这样：“你当然不相信，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总督都知道。我不敢说，而且谁也不敢说，英国政府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如果你同意整个说来帝国是一个好的强国，如果你相信整个说来印度和英国的关系是对印度有利的，难道你不承认每一个印度公民有责任在帝国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它吗？我自己也看到英国报纸上关于秘密条约的消息。我可以向你作保证，除了报纸上所说的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你知道这些报纸是常常造谣的。难道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你可以单凭报纸上的报道就拒绝帮助帝国了吗？等战争结束以后，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道德问题并可以随意向我们挑战，但是今天不是时候。”这番议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对我来说所以会是新的，是因为它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在这么一个时候提出来的，因此我便答应出席这次会议。至于穆斯林的要求，我要写一封信向总督提出来。

第二十七章招兵运动

这样我就参加了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议我也用英语讲话。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据大家所记得的，在这种会议上讲印度斯坦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而无以自容。在本国所举行的集会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及至象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讲了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这类事情促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多么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在德里的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在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为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有义务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要清楚说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于象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的事，表示遗憾，并且说明了在战争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总督准许我把这封信公开发表，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到西姆拉1去，因为会议结束之后，总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这封信是极关重要的，通过邮局寄去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带去，并亲自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带去。他答应带去，如果能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认为满意才行。我不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满意了，并且表示愿意办这件事。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推辞了，说他向来是坐二等半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车去了。他的简朴和率直的态度使我心服。这封信就这样由一个妥实的人带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碍扫除了。

1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希马拉雅山麓，曾为英印政府的夏都——译注。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招幕新兵。除了在凯达以外，我能从哪里入手呢？

除了我自己的同事以外，我能请谁先来应征呢？所以我一到纳提亚，便和伐拉白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商谈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赞成的人又怕它不能实现。在政府与我想向他们呼吁的那个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从政府官员那里所受过的痛苦经验，还是记忆犹新的。

然而他们还是赞成进行这件工作。可是我一开始进行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我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用车子都租不到了，更不要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如果连车子都弄不到，要人们供给我们饮食，那就是妄想了。几乎不好去向人家要粮食。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志愿工作者的背包里必须自备干粮。幸而是在夏天，用不着带铺盖。

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举行集会。人们倒是参加，但是难得有一两人应征。“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他们常常拿这一类的问题来为难我们。

然而，我们坚持的工作逐渐收到了效果。报名的人很多，我们希望把第一批人送走以后，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应征。

我已开始同当地的专员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每一个分区的专员都仿照德里的办法举行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在古遮拉特举行，我的同事们和我都被请参加了。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地位不如在德里。在这种充满奴性的气氛里，我觉得非常不安。我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我不能说什么取悦于那些官员们的话，倒确有几句不好听的话要说。我常常散发传单，要求人们报名应征。我主张人们应征的理由之一是不合那位专员的胃口的：“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消。”那个专员提到这一点时说，虽然我们彼此见解不同，他还是欣赏我出席了会议。而我则不得不尽量客气地说明我的观点。以下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给总督的那封信：“正如你所知道的，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感到不得不向阁下表明，由于我在本月（4月）26日的信上所说的那些理由，我本来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承蒙您接见面谈之后，我终于决定参加，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确是出于我对您的最大的尊敬。我不想出席的理由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罗卡曼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没有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最有力的领袖。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没有请他们参加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因此我谨向您建议如果在以后的省的会议中—

—我知道这是跟着就要举行的——这些领袖们能够被邀请贡献他们有益的意见帮助政府的话，这次的损失还可以弥补。恕我斗胆直陈，任何政府都不会不重视象这些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观点根本不同。同时我又很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的各个委员会上，各党各派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就我来说，我是有意克制我自己不在我所属的委员会或在大会本身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只要我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我就算是很好地为大会的宗旨服务了，而这一点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我希望尽早化语言为行动，只要政府接受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我已另函同时附上。

“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象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一个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由此说来，即使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讲话中所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则中，我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大会的很多成员愿意给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如果我能够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在这大战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着要什么‘自治’或‘责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

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所决定的却是采取比较无效的办法，而现在谁也不能再说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自从我从南非回国以后，一直同农民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接触。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上届的国大党大会我参加了，而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刻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决议，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间实现一个明确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希望在帝国的范围内达到最后的地位，他们也应当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也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拯救了帝国，我们在那个行动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给帝国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财政上，我们就不能提供同样的支持了。我同农民们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献给帝国国库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代表着我国大部分同胞的意见的。

“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同时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一样，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贡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还够不上算是帝国的伙伴。我们的贡献是基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不把我们的希望清楚地、如实地告诉您，那我对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实了。我并非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就等于幻灭。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力响应的。我对有组织的横暴决心抵抗到底。

这个呼吁应该是指向官员们，要他们不得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愿意为真理受难的代表着真理的力量。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是一个为了人民的政府，因为当人们感受不公平的时候，这种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和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于这次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和特殊的贡献。要叫我中止在那方面的活动，就无异叫我中止生命。如果我能够推广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献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因此，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我自己终生运用这种忍受苦难的永恒的法则，并把它提供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而且如果我参加了别的任何活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那个法则的无比的优越性。

“最后我要请您转请陛下的政府就穆斯林土邦问题提出明确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对这个问题是深切关怀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我不能对他们的事业漠不关心。他们的悲愁也就是我们的悲愁。帝国的安全就在于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那些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于礼拜场所的宗教感情，以及您对于印度自治要求的公正而及时的态度。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而且我希望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于英国人的忠心。”

第二十八章濒于死亡

我在招兵运动中差不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柠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有损人的健康，可是我还是听任自己吃得很多。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意，还是象平时一样在那天黄昏到学院里去。当时我很少吃药。我以为饿一顿就会好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当真觉得舒服多了。然而，我知道要完全好，必须延长绝食，如果我要吃东西的话，除了果汁以外，别的都不应当吃。

那天是一个节日，虽则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饭，她还是劝诱我吃，而我也就吃了。因为我已经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给我做了一点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还给我留了一碗豆汤。这两样东西是我所爱吃的，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嘉斯杜白并满足自己的食欲，而不致引起不欢。然而魔鬼正在等着机会，我不是吃得很少，而是吃得很饱。这已经足以把死亡的天使召来了。不到一个钟头，我的痢疾就厉害起来了。

那天夜里我还得回到纳提亚去。到沙尔玛第车站不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却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同路，他看出我有病，但是我却没有让他知道我的痛楚是多么难以忍受。

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纳提亚。我们总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却觉得有十英里远。我总算勉强走到了，可是剧烈的绞痛却在不断增加。

厕所离我的房间很远，我没有用它，我要他们在我的隔壁房间里放一个便盆。我这样做很觉得惭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尔昌先生立即弄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围在我身边，深深地为我担心。他们出于一片厚爱和关心，但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执更增加了他们的无可奈何。我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我情愿为自己的过错忍受责罚，决不吃药。他们只好在旁边沮丧地看着，束手无策。我在一昼夜之间，大约泻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绝食，开头连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没有了。我一向以为我的身体是铁一般的强壮，但是现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泥土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师来看我，他劝我吃药。我推辞了。他要给我注射，我也谢绝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打针的无知是很可笑的。

我以为用来注射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兽类的液汁。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质，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太晚了。肚子还是不断地泻，弄得我精疲力尽。身体的衰竭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热症。朋友们更加着急了，又请来了几个医生。然而对于一个不听他们话的病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巴拉尔同他的善良夫人到纳提亚来，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达巴地方的他的米尔扎埔洋房里去。我在这次病中所享受的爱和无私的照料是难与伦比的。然而一种轻微的发烧仍然继续着，我的身体日渐消瘦。我感到这场病势必拖下去，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我在安巴拉尔的家里受着那样无微不至的厚爱和照料，心里着实不安。

我要他把我送回学院里去。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只好答应了。当我正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伐拉白先生带来消息说，德国已经完全被打败了，而那位专员也捎信来说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必再为募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试用水疗法，觉得舒服一些，但是要身体恢复健康，却是一件难事。很多医药顾问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可是我总不肯吃东西。有两三个人劝我喝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一种变通办法，并引证《夜柔吠陀》的权威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但是对他们所有的人我只有一个回答：“不。”

我以为饮食的问题不能用经典的权威来决定。饮食问题和我的生命历程是息息相关的，而指导生活的原则，已不复依靠外界的权威了。我不愿意背弃这些原则而生活。我铁面无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们所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这一场生平头一次的长病倒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查我的这些原则并加以试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绝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门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亚朋。

她立即跑到学院里来。伐拉白和康努加医师一齐来，后者摸了我一下脉搏说：“你的脉搏很好，我看绝对没有危险。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病，由于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引起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没有睡觉。天亮了，但死神并没有来。可是我依然感觉死期已近，因此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倾听学院的友好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也不愿意讲话。稍一讲话，脑子便紧张起来。所有生存的兴趣都消头了，因为我从来不愿为了生存而苟生。自己既不能做事，还要朋友和同事们侍候，并且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坏下去，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生活，实在是痛苦。当我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有一天达瓦尔卡医师带了一个客人来，他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一看见他便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有癖好的人。他是来为我试验他的疗方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都快毕业了，但是没有取得学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克尔卡先生，是一个独立而固执的人。他的拿手办法是用冰来治病，他要我试试看。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冰医生”。他自以为发现了某些有资格的医生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可惜的是，他的办法并不能令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到一定的程度，可是我担心他的某些结论下得太早了。然而不论他的发明好坏，我还是让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试验。我并不在乎外疗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在全身敷冰。虽然我还不敢肯定他对我所进行的治疗有他所说的那种效果，但它的确在我心上灌输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而且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身体。我开始有了胃口了，而且可以进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缓慢的散步。这时他建议改革我的饮食。他说：“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吃几个生鸡蛋，你的精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鸡蛋和牛奶一样，对你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算作肉类。而且你知道所有的鸡蛋都不是有生殖作用的吗？市面上也有消过毒的鸡蛋出卖的。”然而我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好转已经够使我对于公众活动感觉兴趣了。

第二十九章劳莱特法案

和我的窘境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难。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裂疮病，所以大便时痛不可当，所以一提到吃东西，心里便充满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连忙离开。商卡拉尔·班克这时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我很佩服他当机立断的能力。

他说：“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你可以给我打针，”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过誓不喝牛奶。”

“发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位医生问道。我把整个故事的始末和我发誓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插嘴说道。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劳莱特委员会的报告书1。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1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如何应付当时正在孟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提出建议，报告书主张采取严厉手段，“犯人”不经审判即可监禁——译注。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个人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绝不是报告书里所列举的证据就能使之成立的，而且我觉得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举行了。被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到二十个人。就我所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已故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就是在这次会上起草的，而且我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透露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工作很踏实。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象凯达运动一样。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久便发现我和组成这个大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很少有协同一致的机会。我坚持大会一定要用古遮拉特语文，还有我所提出的别的一些工作方法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颇为不安和为难。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很宽容地迁就了我的个性。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大会不会支持多久。我觉得我所强调的真理和非暴力已经为一部分会员所不喜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活动在创始的时候进行得蓬蓬勃勃，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

第三十章　惊人的壮观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声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日益坚定，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印度的立法议会，而这一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似乎已在屏息谛听，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滔滔不绝地倾泻其雄辩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切而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不能不深受感动。

然而只有一个人真正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当时政府的处境就正是这样。政府只是急于要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丝毫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1。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亲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1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chari，1879—）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已他和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译注。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还不久，他是应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也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我于是照他的意见去做。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步骤。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晓得怎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来加以反对。人们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

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小小的指导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维加耶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科学的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的能力所能胜任，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承认这一点。

我们正在这样躇踌不决的时候，便得到消息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为这件事思索，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还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间的朦胧状态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梦似的。早上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贾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无不表示欢迎。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马上就得办，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然而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到那一天进行了总罢市，真是惊人而壮观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