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六章把绝食当作忏悔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

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

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章应戈克利之召

去伦敦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第三十八章我在大战中所做的事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提供了军事的和其他的训练，贝克上校奉派负责这项工作。

伦敦在这些日子里的情况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没有惊慌的样子，但是大家都忙着尽力帮助做一点事情。健壮的成年人开始接受战斗员的训练，可是老弱的人和妇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工作有的是。例如她们可以为伤兵裁制衣服和裹伤布等。

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了最大力量给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她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给我设法去缝制，然后再还给她。我欢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护训练期间由于朋友们的协助，尽量设法缝制了很多衣服。

第三十九章精神上的难关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

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

—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还有，因为“非暴力”包含着一切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杀生。只要他依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杀生。一旦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凡是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的，凡是没有力量抗拒战争的，凡是不配抗拒战争的，就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则竭力设法把他自己、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并且在它的武装力量的庇护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参加了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并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条道路：我可以宣布公开抗拒战争，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则，对帝国实行抵制，直到它改变其军事政策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从那些可以不服从的法律的办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取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和锻炼。我正缺少这种能力和锻炼，所以我想除了为战争服役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非暴力”的观点来看，我分不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参加匪帮的人，不管他是为他们搬东西，还是在他们行劫的时候为他们放哨，还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为他们看护，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们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战争中只为伤兵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第四十章 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