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