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学院一瞥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常常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为我们服务。他很熟悉阿赫梅达巴的情形，主动要给我们弄一个适当的地方。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处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议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式，他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而且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是有干净环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买下来了。地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于河边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帐篷，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永久性的房子。我们的学院慢慢地成长起来了。这时我们已经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给摩干拉尔去干。

在我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以前，困难确实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粮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来是荒废的，蛇很多，同小孩子们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险。我们的一般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谁都怕毒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伤害毒蛇的规定大部分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为被蛇咬伤而致命。我在这种情况下，亲眼看见大慈大悲的上帝的保祐。千万别再吹毛求疵了，说什么上帝永远不会偏心的，说什么他没有时间管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事实，来描写我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经验。上天之道是人类语言不能完美地加以描述的。我一直感觉上天之道是无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然而如果哪个凡人敢于加以描述，除了他无声的语言以外，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如果认为二十五年不杀生能够完全免于灾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仁慈，如果把这种想法看做是一种迷信的话，那我将仍然持有这种迷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正在罢工的时候，学院里正在奠定织布室的基础，因为当时学院的主要活动是织布。纺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

第二十二章　绝食

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这些场合总是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来，他们开始表现松弛的迹象了。就象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已经松弛的时候，他们对于工贼的态度越来越发忿怒，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

最后有人通知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说得上？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我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感到有所启发。我自己不自觉地向大会宣称：“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动。泪水沿着安娜舒耶朋的面颊滚滚而下。工人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你要是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学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欢迎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头上顶着一筐子沙土，带头干，不久便看见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头上顶着一筐筐的沙土从河底上出来。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工人们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资给他们，倒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绝食并不是没有严重缺点。因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应当用绝食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之所以绝食，倒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松了劲，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绝食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我试图安慰纺织工厂的老板。我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丝毫必要从你们的位子上撤退，”然而他们对我的话很冷淡，甚至对我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当然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对于罢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赛·安伯拉尔，他的坚定的意志和明彻的诚恳是惊人的，使我衷心钦佩。同他作对是一件乐事。我的绝食在以他为首的对方所引起的紧张，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夫人沙罗拉德维待我象亲姊妹一样的亲切，我看见她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而难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许多朋友和工人，头一天便同我一起绝食。但是经过若干困难以后，我终于说服了他们不再绝食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善意的气氛算是建立起来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的心受到了感动，他们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安娜舒耶朋的屋子变成了他们的讨论地点。阿难商卡·特鲁瓦先生插手来过问这件事情，后来便被委为仲裁人，在我只绝食三天以后，罢工便宣告结束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在工人中间散发糖果来庆祝这个事件，经过21天的罢工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在庆祝罢工结束的集会上，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和当地的专员都出席了。这位专员在这次会上对纺织工人的劝导是：“你们应当自始至终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紧接着这件事以后，我不得已曾和这位绅士打过一次交道。然而环境变了，而他也跟着环境一起变了。那时他竟对凯达的农民发出警告，不准他们遵从我的意见。

这里，在我没有说明一件既令人好笑又令人痛心的事情从前，我不应当结束这一章。这件事的发生，是和分发糖果有关。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定了大量的糖果，怎样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当中散发，的确是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最好是在工人们发誓的那棵大树底下的空地上散发，特别是因为把他们集合到任何其他的地方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

我认为严格遵守纪律进行了足足21天罢工的工人们，在分发糖果的时候，毫无困难地站着不乱，并且不发生争先恐后的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天一经试验，分发糖果的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每次糖果分发不到两分钟，队伍便乱起来了。纺织工人的领袖们极力要维持好秩序，但是都失败了。混乱、拥挤和争抢的情况严重到践踏了不少糖果，在空地上散发糖果的企图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剩下的糖果搬到赛·安伯拉尔在米尔扎埔的屋里去。第二天，糖果就在那栋屋子的草地上顺利地分发了。这件事的滑稽是很清楚的，但是它的令人痛心的一面却值得提一提。后来的调查说明，阿赫梅达巴的叫化子风闻在那棵“发誓”的大树底下要散发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到那里去，就是由于他们拚命争抢，才造成秩序混乱。我们的国家遭受的这种赤贫如洗和饥饿状态，年年迫使更多的人沦入叫化子的行列，他们为了面包所进行的拚命的斗争促使他们置一切礼仪和自尊于不顾。而我们的慈善家们不仅不给他们工作并坚持他们必须工作才能有面包，却给予他们施舍。

第二十三章凯达的非暴力的抵抗

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凯达县1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而凯达的农民正在考虑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

1凯达（kheda）是孟买省中部的一个县分——译注。在我向农民们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情况报告，此外还亲自和当地的专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且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已故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斯·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鼓动起来。不止一个代表团为了这个问题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遞了请愿书、打了电报，甚至忍气吞声地承受专员的侮辱和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而不成体统，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于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象白书一样明亮，而且是这样的温和，以求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强有力的问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相反，农民们却争吵着说，收成不足二分五。然而政府根本不听，而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祈求都失败了，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便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除了凯达的志愿人员以外，我在这次斗争中的主要同志有伐拉·白·巴德尔，商卡拉尔·班克，安娜舒耶朋夫人，印都拉尔·扬兹尼克，摩诃德夫·德赛先生等人。伐拉白先生因为参加了这次斗争，不得不停止他那美好的而日益兴旺的律师业务，以后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他再也不能复业了。

我们的总部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

下面是非暴力抵抗者所签订的誓言：“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关于这一次斗争，我不能用很多篇幅来叙述。所有同这次斗争有关的很多美好的回忆都不得不割爱了。凡是愿意对这次重大战斗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研究的人，读一读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完整而可靠的《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就够了。

第二十四章洋葱贼三巴朗

因为是在印度的一个偏僻地方，而新闻界又不能报道那次运动，所以并没有吸引多少外来的访客。凯达运动的情形则不然，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有深切兴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准备全力加以支援。他们还不容易懂得，非暴力抵抗单单靠钱是不行的。钱是它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虽然作了劝告，孟买的商人还是给我们汇来了多于我们所需要的钱，所以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剩下好些钱。

同时，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员还得学习生活俭朴的新课程。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大大改变了。

对于农民们来说，这次战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们得走遍各村向他们说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主要的事情是要消除农民的害怕心理，使他们懂得当官的并不是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薪水的。但是要他们认识到把文明和大无畏的精神结合起来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消除了对于官员的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不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可是如果他们不文明起来，那就会破坏非暴力的抵抗，就象一小点砒霜掉进牛奶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文明的课程并没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抵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

开头的时候，人们居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政府似乎不打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在人民所表现的坚定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政府就开始使用压力了。收税的官员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处罚的通告到处张贴散发，有许多地方，农作物也被抵押了。这使农民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按照官员们的办法把他们的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官员们经过的路上，以便让官员们拿去抵押交税。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打算斗争到底。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商卡拉尔·巴立克有一个佃农把他的土地应交纳的田赋交付了。这引起了不安，商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他的佃农的错误，他把那块已经交了田赋的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救济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坚定那些被吓坏了的人们的心，我劝导他们，在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的领导下，把我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品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我并不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从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导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对于穆罕拉尔·潘提亚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喜欢这次运动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则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结束了。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跟着便有七、八个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管。穆罕拉尔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增加了人们的积极性。到了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再也克制不住了。开庭那一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时间的拘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能按照刑法“盗窃”的定义定罪。

然而我们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开法院。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人们给他的“洋葱贼”的光荣称号，一直到今天他还享有这个称号。

关于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将留待下一章去谈。

第二十五章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

这次运动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人们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而我也有点犹豫，不愿让那些不屈服的人被导向彻底的毁灭。我正在设法寻找一种为非暴力抵抗者所能接受的可靠办法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一个办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收税官派人来告诉我，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要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果然写他了。然而一个税区的收税官只能负责他区内的事情，因此我便去问县里的税务长，因为只有他才能对全县的税收负责。我问他区收税官的话是否适用于全县，他回答说区收税官信中所说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但如果是事实的话，人们的誓言算是实现了。应当记得，那个誓言的目的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令表示满意。

然而这个结果远没有使我感觉快乐，因为它缺少每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时应得的好处。县税务长实施他的办法，好象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贫苦的人可以缓交，但是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人民有权决定谁是贫苦的人，可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他们无力运用这种权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运动的结束虽然被当作非暴力抵抗的胜利来庆祝，我却没有因此得到鼓舞，因为它缺乏彻底胜利的要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值得的。但是，这次运动并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间接成果，也不是没有我们今天正在收获的好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却是凯达的斗争。他们学会了怎样使自己和农民打成一片。

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他们牺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发现很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们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译者）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不可磨灭地印在公众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运动，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凯达的农民却很欢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有十足理由高兴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明白，他们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