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黑热病（下）

市书记官因为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谢意。他坦白承认市政委员会马上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样一件紧急的事情，但答应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觉悟到责无旁贷，便毫不迟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使用，建议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清扫那座房子的责任。那座房子既凌乱又肮脏。我们自行打扫干净，通过几个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医院器械，戈夫莱医师仍然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传染。

我们按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这位护士却要我们象她那样，也喝一点，以资预防，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喝过。它对病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莱医师的同意以后，我把三个不打算以白兰地酒进行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约翰内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善良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马上就死了。那两个病人究竟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实在说不出来，但是这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于把白兰地酒当作药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现在还有当时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以后又不负责清洁卫生工作的罪过，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这封信使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馆里去吃饭。我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常常每天晚上在这家饭馆里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发生疫症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同事们和我在传染病发生以后，便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就有了一种规矩，只要有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饭了。中饭也是在别的客人到达以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通知他，因为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我将竭力避免同朋友们接触。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有一两天没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却跑来敲我的门了。我一开门，他便说道：“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现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的。”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自由了。不过却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尔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杜尔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以后，他答应去。薪金多少他并没有考虑过，因为他志不在此。但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十英镑，如果有利润，也分一点红利给他。第二天韦斯特先生便搭晚上的邮车到杜尔班去了，把他的债务委托给我代收。从那一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一个同快乐共患难的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身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家。他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经验的学校里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却得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纯洁、冷静、敬神、爱人的英国人。

在以后几章中，我们还将更多地谈到他和他的家庭。

第十七章火烧印度居民区

虽然同事们和我都解除了照顾病人的责任，还有很多由黑热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处理。

市政厅对于这个地区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市政厅对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市政厅本来已经花了很多钱，这时为了消灭黑热病的传染，花钱就象泼水一样。我虽然责备了市政厅置印度人于不顾的罪过，却不能不赞扬它对于白种市民的照应，并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我记得如果我不给予合作，市政厅的工作会更加困难，那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装力量来行其下策。

然而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将来防疫工作也就简单得多了。我用尽一切力量动员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反对过我的主张。

印度人住的地区有人严密把守，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去。同事们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腾出来，在离开约翰内斯堡大约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帐篷住三个星期，然后放火把这地区烧毁。要带粮食和其他应用物品到帐篷里住，自然要费一些时候，在这当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人们都很惊慌，但是我经常在那里，对他们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穷苦的人常常把一点点节余埋藏地下，现在就得挖出来了。他们没有银行，他们也不晓得可以存储银行。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了：钱象水流一样地流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当中，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我倒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很熟。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存到他那里。别的银行当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铜币和银元，也有人担心银行职员会拒绝接受来自疫区的钱。然而这位经理却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决定所有的钱在存入银行以前必须消毒，就我所记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镑存进银行。我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里开固定户，他们都同意了。结果，有些人也习惯于把银存在银行里了。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一列专车搬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厅公费供给粮食。这个由帐篷构成的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兵营。不习惯于这种兵营生活的人对于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定居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开始快乐地生活起来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见他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露天住上三个星期显然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就我所记得的，居民迁出以后的第二天，那个地区便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厅一点也不想从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同样的理由，市政厅还把商场里所有的木料都烧光了，损失大约有一万英镑。采取这个断然的步骤，据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市政厅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进一步蔓延阻止住了，从而市内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第十八章一本书的魔力

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

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很少，倒使我可以彻底消化我所读过的书。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就是这本《给那后来的》，后来我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定名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发现了它反映着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它所以能够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的原因。一个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把人们内心所蕴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诗人感人的力量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造就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那后来的》的教训有：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

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第一点是我所知道的。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给那后来的》为我清楚地说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包含在第一点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备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第十九章凤凰村

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都告诉了韦斯特先生，《给那后来的》一书对我的影响也对他说了，我还建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个刊物工作。韦斯特先生赞成这个意见，我们于是决定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的生活费。

但是印刷厂里的十来个工人是不是都愿意搬到偏僻的农场去住，是不是都能够以只维持生活为满足，实在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提议凡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都可以照旧领工资，希望他们也能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分子。我把这个计划给工人们谈了。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愚妄的，他说这会把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给糟蹋了，工人们也不会干，《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只好关门大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当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叫做恰干拉尔·甘地。我把这个计划告诉韦斯特先生的时候，也和他一起商量。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从小就决心跟着我练习作事，对我有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没有经过讨论便赞成了我的计划，从此一直同我一起工作。机械工人戈温达史华密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的人没有同意我们的计划，但都答应无论印刷厂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想我不过只用了两天的功夫便同这些人把事情安排就绪。于是我立刻登广告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火车站的一块土地。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韦斯特先生和我去看了一下，在一星期内便买下了二十英亩的一片土地。这里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还有几棵桔子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八十英亩的土地，有更多的果木树，还有一所破旧的农舍。我们把这一片土地也买下来了，一共花了一千英镑。

已故罗斯敦济先生始终支持我搞这种事业，他很喜欢这个计划。他把一个大仓库的旧波形铁片和别的建筑材料给我使用，于是我们就动手搞起来了。有几个曾经在波耳战争中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印度木匠和泥水匠，帮我盖了一所印刷厂。这座75英尺长50英尺宽的建筑物，不到一个月就建成了。韦斯特先生和别的几个人冒着个人极大的危险，同木匠和泥水匠们住在一起。这地方当时是没有人烟的，长了密密丛丛的杂草，隐伏着无数的蛇虫，住在那里显然是有危险的。最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我们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便把大部分的东西用牛车拉到那里去了。这地方离杜尔班有十四英里，离火车站有两英里半。

只有一期的《印度舆论》是在外面由水银印刷厂承印的。现在我就致力于动员那些同我一起从印度到这里来碰运气而且正在从事各种生意的亲戚朋友都到凤凰村来。他们是想来发财致富的，所以要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有一些人也同意了。在这些人当中，我只提一提摩干拉尔·甘地的名字。其他的人都回去做生意了。摩干拉尔·甘地永远放弃了他的商业，同我一块儿做事，由于他的才干、自我牺牲和虔诚，他在我进行道德实验的最初一批同事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若论他那无师自通的手艺，他的位置在他们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这样，凤凰村便在1904年成立了，而《印度舆论》仍然在排除万难之中照常出版。

然而开始时所遇到的挫折、所进行的变革、所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一言难尽，需要另章叙述。

第二十章第一夜

要从凤凰村发出第一期的《印度舆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没有采取两件预防措施，第一期若不是出不成，也会延期出版的。我是不大愿意用一台发动机来推动那架印刷机的。村子里的农业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我以为用人力印刷才能够保持这里的气氛。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几乎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装了一部用油的发动机。不过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议，应作那部发动机万一不好使用的准备。因此他便预备了一个手摇的轮子。象报纸那样大小的纸张在凤凰村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不合用的，因此就把它裁小了，以便必要的时候靠一部踏板机印刷。

开始的时候，每出版一期，我们全都要弄到深更半夜。不论老少，人人都得动手折纸。

我们常常要弄到十点钟到半夜才能完工。然而第一夜是令人不能忘怀的。版都拼好了，可是发动机却不肯动弹。我们从杜尔班找来了一个工程师来安装这部机器。他和韦斯特先生都想尽了办法，但是机器还是不动。大家都着急了。最后韦斯特垂头丧气地来找我，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机器动不了，恐怕这张报纸不能按时出版了。”我安慰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流泪是没有用的。让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尽一点人力吧。手摇轮子试过了吗？”

“我们那里有人来摇呢？”他答道：“我们的人手不够。那个轮子要四个人才摇得动，还要轮班，可是我们的人都已经累了。”

当时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木匠还在那里。他们就睡在印刷厂的地板上。我指着他们说：“这些木匠用不上吗？我们大概得干一个通宵，我想这个办法还可以试试。”

“我不敢叫醒这些木匠，而我们的人确实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去交涉交涉看。”我说道。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对付得了这件工作。”韦斯特答道。我把木匠叫起来，请他们合作。他们并不需要勉强，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紧急的时候帮你的忙，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你们去休息吧，我们来摇这轮子。对我们来说，这是轻便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准备好了。

韦斯特非常高兴，当我们工作起来的时候，他便唱起小调了。我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轮流地干，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早上七点钟。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因此我建议韦斯特去叫工程师起来看看能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按时出版了。韦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啊！看啊！他一摸，机器便共冬共冬地响起来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昨夜我们费了那么多力气都没有用，今天早上却又这么容易开动，好象没有出过岔子似的呢？”我不禁问道。

“很难说，”我不记得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说道：“机器有时候好象我们一样，也需要休息休息。”

我看，这一次发动机的失败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而它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却又工作起来了，倒象是我们认真劳动的成果。

刊物按时发出去了，大家都很快乐。这种开创时候的毅力，保证了报纸按时出版，并且在凤凰村建立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气氛。后来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们故意放弃机器的使用而单靠人力工作。我认为那些日子正是凤凰村中最高的道德上升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