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热诚而真纯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常常看到这个规律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之中，使我能够和他们求得一致。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会员虽然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以文书工作为生的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不在它的范围以内。大会并不是他们的。要他们交纳会费才能成为会员，这是不可能的：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个机会提供了这种便利，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还说不上有什么准备。当我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而大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两个门牙被打掉、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站在我的跟前哭泣，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我通过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巴拉宋达朗——这就是来访者的名字——按照契约正在杜尔班一个著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因为对他发了脾气，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达朗一顿，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我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书，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性质。我拿到证书以后，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我当时的愿望远不是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要他开释巴拉宋达朗罢了。

我读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有一个普通佣人不言不语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

对于契约工人，情况完全两样。要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所以叫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坏，就是这个缘故。象奴隶一样，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不愿意控告你使你受罚。你毒打了那个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让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点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他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县长宣判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责成他将契约转让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朵里，而我则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我对于这种关系，极感高兴。契约工人经常不断地开始源源涌向我的事务所，而我则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应，连远至马德拉斯的地方也听到了。从这个省份各地来到纳塔耳从事契约劳动的工人则从他们的契约弟兄们那里，听到了这个案件。

这件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然而纳塔耳有人照顾他们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一事实，使契约工人感到又惊又喜，并且使他们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说过，巴拉宋达朗初次进入我的事务所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景象有一种特殊的伤感，这也表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已经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当他访问欧洲人的时候，都被一种强制的习惯所迫而摘下他的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以双手致敬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历。我感到屈辱，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虽然还有点迟疑，但是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欢喜之情。

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有人自以为光荣，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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