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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既已了结，我便没有理由再在比勒托里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然而阿布杜拉赛却想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走。他在西登罕为我举行了饯别宴会。

他们打算在那里消磨一整天。我在那里顺便翻阅几张报纸，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的角落里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成为到会最迟的一个客人。

我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下阿布杜拉赛。他说：“这些事情我们能懂得什么呢？我们只懂得那些关系到我们的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的营业全完了。这使我们急躁起来，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是一些不中用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我们看报纸，一般只是为了弄清当天的行情等等，还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那么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受过教育，难道他们不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从来不屑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更不耐烦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种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得受政府的管辖。”

这一席话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这一帮人应该算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意味着这样吗？难道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就不能再当印度人了吗？

然而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心里所想的，一时表达不出来。我只是对阿布杜拉赛简单地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可不是吗，”阿布杜拉赛也附和说：“我告诉你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我们本来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律师艾斯坎比先生—

—这人是你认识的，把这个问题装进了我们的脑子里。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战斗者，他和码头工程师勾心斗角极为猛烈，他怕这个工程师会剥夺他的选票而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对我们说了，而我们也就在他的指使之下全都登记为选民，并且投了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对于我们来说，选举权并没有象你所估量的那种价值了吧。不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那么，你的意见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别的客人都在注意倾听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要不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吗？你退掉这一条船的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那么我们就照你的吩咐去进行斗争。”

其他人齐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是一个圆滑的人，他说：“现在不用我留他了，因为你们也有权利留他。不过你们说得很对，让我们·大·家劝他呆下来吧。可是你们要记住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提起费用就使我难过，我破口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能作为大家的一个公仆，我可以住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相信他们会合作，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样，虽然你们不用给我什么钱，我们打算进行的这种性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点儿基金是搞不起来的。譬如我们也许要发电报，也许要印发一点文件，也许得派人到处走动走动，也许得和当地的律师商量商量，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你们的法律，我也许需要几本法律书籍参考参考。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做不成的。而且这件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得有很多人出来帮忙才行。”

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阿拉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有的是，你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同意住下来，那么一切都会有办法。”

这个饯别宴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快点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打好了发动这个运动的纲领腹稿。我查明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住一个月。

上帝就这样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撒下了为民族自尊心而斗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