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名可名，非常名

说名家，道名家，想把名家说清楚，先得说名家都研究点啥。

用大师们的话说，名家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派别，重视“名”(概念)和“实”(事)的关系的研究。这话说得很到位，但是不容易理解。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讲两个小笑话：

“文革”时，某教授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某山区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该教授自幼生活在大城市，对农村的事物十分陌生。下乡第一天，他看见地里有一头毛驴在偷吃麦苗，虽说他既不认识驴子也不认识小麦，但他深知国家财产正在遭受损失，情急之下，大声呼喊起来：“快来人啊，动物吃植物啦！”

说来也巧，我本人也曾闹出过一个类似的笑话：我从小生长在北方，对南方的事物很陌生，很多东西都是只闻其名不知其形。有一年夏天，老婆从娘家（湖北）带回一包紫不溜丢、奇形怪状的土特产，我吃了一个，感觉味道一般，就问：“你怎么不带点菱角回来？听说那玩意儿挺好吃的。”老婆差点儿没笑死。原来我刚才吃的紫不溜丢的东西就是菱角！

故事中的教授之所以闹出笑话，在于他不知道驴子和麦子的“名”。生活中的我之所以贻笑大方，则在于我没见过菱角的“实”。虽说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名家”还相去甚远，但至少为我们了解名家、学习名家奠定了敲门砖。

还是请名家大师们现身说法吧。

邓析的“两可说”

一条大河波浪宽，它的名字叫淆河。河岸两边是不是稻花飘香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河岸上住着一个叫邓析的人。

邓析称得上人如其名——爱分析，也会分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家住淆河边的邓析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分析淆河水。和许多致力于发明创造的人一样，邓析是早也分析，晚也分析，时不时还要做实验验证自己的分析，数年光阴把偌大的家产分析得所剩无几。好在天道酬勤，就在家里的老鼠准备搬迁之前，邓析终于拿出了一件像样的发明——桔槔。

在新品发布会上，邓析噙着泪花说：“乡亲们，农民朋友们，天旱浇地不用愁，桔槔为您去烦忧。正像它的广告语所说的那样，它就是公鸡中的战斗机。把它安在河边，十几岁的小孩一天浇五亩地不在话下。下面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要领。不过俺邓析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研制这个宝贝，我差点连老婆孩子都贴上！看完之后，大家多少给点专利费。好吧？有钱的赶紧准备钱，没钱的赶紧借点钱。上眼……”

说完也不管乡亲们是否同意，邓析就急不可待地演示起来。邓析前后演示了不下十遍，邓析的小儿子也托着铜盘在人群中进进出出了十遍，却一个钱儿也没收上来！

“乡亲们！这样不好吧？咱们演示之前可是说好了的！多少给点吧！”邓析的泪花儿变成了泪珠儿，摇摇欲坠。

“你跟谁说好了？是你一个人在说，我们在听；是你愿意演示，我们还不愿意看呢！有什么呀？不就是几个大木头拴着一个大木桶嘛！”

“乡亲们，咱们做人得厚道是不是？是我一个人在说不假，可你们也没有反对呀！你们不反对，不就是默认吗？赶紧拿钱，不然我起诉你们！”

“谁做人不厚道了？你起诉我们，你有合同吗？小心我们告你诬告！傻冒！”

“我……我……哇呀呀”，邓析恨不得咬死这些人。但经过冷静分析，他最终决定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这些小人都能钻法律的漏洞，我邓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

回到家，邓析饭都没吃，一头钻进了法律课本，专找法律漏洞，一个星期就拿出了新发明——“两可说”。

“两可说”？这玩意能换白米吗？邓夫人只知道，从娘家借来的那袋米也快光了。

“放心吧！别说白米，白银也没问题!有鉴于你理解能力偏低，我给你讲个笑话。”

“说有一年冬天，张奴隶主家的羊跑到了李奴隶主家的麦地里。李奴隶主一向嫉妒张奴隶主比自己还缺德，就拿出二百两银子，请一位读书人写了篇状子告张奴隶主。状子是这么写的：‘羊吃麦苗，连吃带刨。前面一走，后面没苗。畜生无罪，主人难饶。’法官一看有理，当即判张奴隶主赔偿李奴隶主二百两银子。打输了官司的张奴隶主觉得很没面子，一咬牙带着四百两银子找到那位读书人，请他再写一篇状子为自己翻案。读书人嘿嘿一笑，提笔写道：‘数九寒天，地冻如砖。莫说羊刨，就是镐刨，也属枉然。’法官看到状子，当下改判李奴隶主诬告，罚款两千两。我的‘两可说’说白了就是……”

“家里有人吗？”还没等邓析说完，生意已经上门了。

“您就是传说中的邓先生吧？您一定要帮帮我。”一位少妇一头冲进邓析的茅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前不久洧河发大水，我男人正在河里捕鱼，船翻了，人没了。第二天，下游有个叫阮小二的发现了尸体，我们去赎尸，阮小二却狮子大张口，说少了一千两银子免谈。您给分析分析，这可怎么办呢？”

“唔，这事也好办也不好办。说它好办，是因为除了你们家人，谁也不会买你男人的尸体，阮小二他只能卖给你，他白给别人也没人要，是不是？说他不好办是怕阮小二一生气把你男人随便找个地儿扔掉，到那时您花多少钱也没地儿买去了。这样吧，你拿二百两银子的律师费，写一张委托函，我替你去找阮小二。万一办不成，二百两银子如数奉还。”

……

少妇刚走，阮小二就进了门。“您就是名家学派的创始人邓析先生吧？听说您接了我们那个案子？您可不能光听那个婆娘的，我帮她捞了人，要点辛苦费也很正常啊！您说是不是，邓先生？”

“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说它是，是因为她除了向你买尸体之外到哪儿也买不着，所以你总觉得你要多少钱她们就得给多少钱。可据我调查，这家人是从四川甘孜地区迁过来的藏族同胞，历来流行水葬，咱们郑国又历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传统，如果人家告你个蓄意破坏他人葬礼罪……”

“天地良心啊！邓先生您救救我！我这块祖传玉佩戴着也不符合身份，就送给您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多少让他们出个赎尸费。”

……

不难看出，邓析的“两可”说，说白了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或者叫诡辩。对于那些自居正义，动辄道义的人和学派而言，这自然是不值得提倡的斜门歪道。然而我们知道，歪门邪道也是“道”，“道”本身并无对错，关键看你怎么用。用它去坑人害人，自然是歪门邪道；用它维持正义、坚持真理，救人或者自救，它就是人间正道。

当然“两可说”不等于没理狡理，更不能滥用。事实上它的发明者邓析就是因为大力倡导“两可”学说，号召郑国人民遭遇官司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为了让大家有法可依，他还呕心沥血编了一套《竹刑》，讲授私学，开办律师培训班，深入民间开展义务普法活动，结果导致“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当时的统治者姬驷歂应付不了这种局面，只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样看来，这位姬先生也是一个爱分析、会分析的人。而我们的邓先生，显然没有认真地分析过自己的身份和未来。

惠施的“相对论”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聊惠施的“相对论”，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惠施的知己庄子。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居然没提惠施这一号，惠施的著作也早已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庄子是这么写的：

惠施是我的铁哥们儿，他有十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1最大的东西，没有外围，叫做“大一”；最小的东西，没有内核，叫做“小一”。

2（一个东西）没有厚度，不能积累，表面积却可以无限大。

3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泽一样平。

4太阳才刚到天中就已经开始西斜，万物生的同时也就是死的开始。

5大同和小同不一样，这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不一样，这叫做“大同异”。

6南方可以说没有穷尽，却又有穷尽。

7别看我今天刚到过这个地方，其实我昨天就已经来了。

8连环是可以解开的。

9我认为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

10请广泛地爱护万物，因为天地是一个整体。

由此出发，惠施还提出了一些更有意思的命题，比如卵有毛（蛋里有毛）、鸡三足（鸡有三只脚）、犬可以为羊（狗可以是羊）、丁子有尾（青蛙有尾巴），等等等等。

之所以说这些命题有意思，而不是奇怪，是因为我了解惠施，也了解他对名家学术的研究心得。比如“卵有毛”，表面看蛋里当然没有毛，有毛的叫毛蛋，但是蛋能孵出有毛的小鸟，所以说“卵有毛”。再比如“鸡三足”，表面看鸡当然不可能长三个爪子，真有的话那也得叫畸形鸡，但是鸡的两个爪子再加上“鸡爪子”这个名称，不就是三个爪子了吗？事实上，这也正是名家最常用的伎俩——混淆事物的“名”与“实”。又比如“犬可以为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狗就是狗，羊就是羊，生活又不是《封神演义》，狗怎么可以突然变成一只羊呢？实际上这仍然是在说“名”与“实”的关系。“狗”也好，“羊”也罢，还有“牛马驴骡鸡狗鸭”，它们都是我们人类为了生活方便给它们起的名字。这就好比一个人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叫“狗剩子”他一辈子都是“狗剩子”一样，如果人类一开始就把“狗”叫做“羊”，那么今天看门的就是“羊”，吃草的就是“狗”了。还有“丁子有尾”，青蛙怎么会有尾巴呢？它们的尾巴不是在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中就没了吗？的确，惠施要说得就在于此——既然每一只青蛙都是由蝌蚪成长而来的，而蝌蚪是有尾巴的，青蛙自然也是有尾巴的，至少它曾经有过。

惠施这一系列理论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同”和“异”，我们观察分析事物时要注意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实际上，这与名家的开山鼻祖邓析提出的“两可说”一样，都包含有最朴素的辩证思维和逻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惠施的“相对论”是邓析的“两可说”的升级版本，大家购买时要注意其实质，以免上当。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和惠施多年前的一段谈话。那天，我俩在濠水的桥上游玩。看着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我不禁感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你真是快乐啊！”

惠施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抬杠，他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

我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但据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也是很明显的了。”

我又说：“还是从一开始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说明你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依此类推，我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

很多喜欢我的人都认为，这次辩论再一次以我的完胜惠施的完败而告终。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是个艺术家，是个感性的人，我往往将主观的感情强加到外物上，也往往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惠施则不同，他玩的就是“名”与“实”，任何事物都要下意识的分析一下。很明显，我的论断是禁不住理论分析的。因为我很多时候甚至连自己是否真的逍遥都搞不清楚，更别说了解一条鱼的思想感情了。

必须提醒的是，由于惠施的相对论一味强调“亦彼亦此”，运用不当时难免给人牵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之嫌，具体实践中不可不察，以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

白马非马，公孙龙非龙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赵国人公孙龙却从小立志要做个诡辩之士。考虑到国内的环境和土壤均不适合自己的发展，公孙龙选择了出国留学。

在齐国帝国大学，公孙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首于对一种颜色洁白、质地坚硬的石头的研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毕业论文《坚白论》一经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可惜就在公孙龙大红大紫的前夜，燕国的乐毅突率六国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幸亏公孙龙及时做了个小木牌，上写“俺是赵国留学生”，总算保住了性命。

没办法，回国创业吧！可惜人一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齐国的边防武警明确地告诉公孙龙：“现在世界各国正在闹马瘟，惟我赵国幸免。赵王有令，任何外来马匹一律不得入内。不过看在大家都是同胞的份上，你交5000块钱，我给你办个检疫症……”

公孙龙正在为空空的行囊上火，当即爆发：“你这个蛀虫！睁大你的小眯缝眼看看，我骑的这玩意是马吗？”

边防武警反问：“这不是马是什么？”

公孙龙：“这是白马。”

边防武警笑了：“白马难道不是马吗？”

公孙龙也笑了：“白马当然不是马了。如果白马是马，我公孙龙就是龙了。我当然不是龙，是不是？”

边防武警：“呃，好象是……不过……”

“不是好象，是根本就是。”公孙龙说完照白马屁股上就是一鞭，趾高气昂地跨入了祖国的怀抱。

消息不胫而走，公孙龙一下子火了，火得连赵国最大的国企董事长平原君赵胜都在第一时间赶来一睹那匹不是马的白马的风采，并且当即给了白马的主人一个合适的职位——赵氏集团首席顾问。

人怕出名猪怕壮。还没等公孙顾问上任，时任儒家掌门人孔穿就得了红眼病。他连夜赶到平原君家中，直接对公孙龙叫板：“我，孔穿，孔老夫子的后代，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希望能成为您的弟子。但我认为先生的白马论根本就是一个美丽的扯。希望您放弃白马论，收我为徒。”

公孙龙毫不含糊，当即反驳：“先生此言差矣。让我放弃白马论，无异于让我承认公孙龙不是公孙龙。我之所以出名靠得就是它，现在要我放弃它，我拿什么拯救你？”接着公孙龙话锋一转，严厉地批评孔穿的求学态度：“你想拜我为师，就意味着你自认为智力和学术不如我。现在你却要我放弃自己的学说，这是先来教我。到底是你要教我，还是要我教你？”

“我……”孔穿结结巴巴，阵脚大乱。

公孙龙乘胜追击：“当然这不怪你。因为你并不知道白马非马的观点，其实也是你的祖先孔子的观点。否则吃了豹子胆你也不敢欺师灭祖啊！想当年楚王在云梦之圃打猎时丢了他的繁弱弓，他的随从想去找回来。楚王说：‘不必了。楚人丢了弓，楚人又得到了，又何必再找呢？’孔子听到后说：‘楚王的仁义不彻底。世界大同，仁义无边，他应该说‘人丢了弓，人又得到了’，何必一定要说‘楚人’呢？’这样看来，孔子认为‘楚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一方面肯定孔子说的‘楚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观点，却否定我说的‘白马’和‘马’也是不一样的观点，更是矛盾得不可救药。像你这样的学生，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老师，也没法教你呀！”

孔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灰溜溜地告辞了。

“先生真是名不虚传。这样吧，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赶。目下我正有一件为难事：不久前我国与秦国订立了《秦赵互不侵犯协约》，可笔墨未干，秦国就发兵进攻魏国，考虑到魏国是我们赵国的战略前沿，唇亡必定齿寒，我们不能不救。可还未出兵，秦国就以“背义”为名，陈兵几十万大军向我们讨说法。我是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唇亡齿寒……”平原君赵胜趁机说出了心里话。

“哈哈，这有何难？主公只需派个使者去秦国，就说秦国明知魏国与赵国唇齿相依，还故意践踏赵国的底线攻打魏国。这是秦国先违背盟约，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秦国即使恼怒，也不敢同时与赵、魏两国开战。”

……

公孙龙不愧是公孙龙，但他仍然逃不脱身为一位名家大师的宿命。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和邓析、惠施一样，都有意无意地走入了极端。史载他年他月他日，还是在平原君家中，昔日手下败将孔穿再次和公孙龙pk，这一次公孙龙的辩论主题是“奴婢长了三只耳朵。”关于这次辩论的细节史书没有交待，只说公孙龙巧舌如簧，奴婢明明只有两只耳朵，但经过他一番哲学上的论证，在座众人至少从理论上相信了奴婢就是长了三只耳朵。孔穿再一次无言以对。第二天，平原君问孔穿：“昨天公孙龙的论述堪称头头是道，先生觉得如何？”孔穿回答说：“是的，他几乎能让奴婢真的长出三只耳朵来。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奴婢只有两只耳朵。我想请教您：是愿意听明知是假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辩论，还是愿意听明知是事实但听起来却没什么说服力的真理呢？”平原君心里打了个突，再见到公孙龙，他说：“以后您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您的言辞胜过道理，但他的道理胜过言辞，到最后您肯定占不了上风。”后来，战国时代最拉风的人物阴阳五行学家邹衍到平原君家中看风水，平原君让他顺便和公孙龙辩论一下“白马非马”的观点。邹衍说：“no！所谓辩论，应该区别不同类型，不相侵害；排列不同概念，不相混淆；抒发自己的意旨，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让别人迷惘。如此，得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胜者也能发现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样的辩论有益无害，多多益善。而像公孙龙那种巧言令色、偷换概念、强词夺理、纠缠不休，故意使人不得要领的做法，既不是君子风度，对治学也有害处。这样的事情我是不屑的。”邹衍说完，周围掌声雷动，平原君也从中悟到了什么叫做“事实胜于雄辩”，公孙龙从此不再受宠，最后不知所终。

话虽如此，但公孙龙与邓析、惠施等人的名家学说不仅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本书的宗旨——赚钱——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名家学派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古代逻辑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学好并运用好逻辑学则直接关系着我们能否发现财富的逻辑。

据说，曾经有学生问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解释，而是反问他：“两个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满脸烟灰，一个干干净净，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

“当然是脏的那个。”学生说。

“不对。脏的那个看见对方干净，以为自己也不脏，怎么会去洗澡呢？”

“这么说是干净的那个？”学生好象明白过来了。

“也不对。你用逻辑学推理一下，两个人都从烟囱里爬出来，怎么会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但爱因斯坦仍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怎么利用逻辑学赚钱。我们只好再来看一个历史故事：

据《夷坚志》记载，南宋绍兴十年七月的一天，都城临安（今杭州市）城中最繁华的街市不慎失火，当时正值天干物燥，更糟糕的是还有不大不小的风。不多时，火势迅速蔓延，数以万计的房屋商铺被汪洋火海所吞没，顷刻间房倒屋塌,化为一片废墟。大火无情，将无数人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人们或是哭天抢地，或是忙着灭火抢救财产。惟独一位姓裴的富商，眼看着他的几间当铺和珠宝店即将化为乌有，他不仅没让伙计和奴仆们冲进火海，舍命抢救珠宝财物，反倒不慌不忙地指挥大家迅速撤离，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让人大惑不解。背地里，裴老板却不动声色地将众人派往长江沿岸，大量采购木材、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当这些材料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又像个没事人似的，整天喝酒饮茶，好象一场大火根本与他无关。大火整整烧了数十天才被彻底扑灭，昔日车水马龙的临安城大半儿都被烧毁，到处断壁残垣，狼藉一片。不几日，朝廷颁下安民布告，并下旨重建临安城，所有经营建筑材料的商人一概免税。一时间，临安城内开始大兴土木，建筑用材供不应求，价格一路上扬，裴老板转手之间获利数倍，远远超过了火灾中焚毁的资财。

这就是逻辑学的妙用，你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