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

红卫兵风暴（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层的进攻。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

学生按照家庭出生被分为三个等级：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学生，也包括父亲1949年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他们是学生中的“红色精英”。

“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商业和手工业）家庭的孩子们，也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黑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范围比较小，属于出生于“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其他敌对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这些人几乎很难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是大学和中学的特权阶层。而党内高干子弟的举止言行常常表现出他们是父辈的继承者和未来的主人的样子。这就使得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仇视。

最初组成的红卫兵并非来自那些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是由高级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孩子们领导组织的。他们在共产党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没有像毛所想像的那样，去攻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攻击他们的老师和旧有的资产阶级。中学和大学的校园被搞得天翻地覆，学生们举行大会，斗争老师和教授，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有些被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十几年前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像到的，这表明了这个中央大国距离古老的孔夫子社会已经多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