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这样尽全力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把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却持谨慎的态度。

在涉及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对于所说的“西方模式”原则上予以否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就是，宣布城、乡基层直接民主选举。至今为止这种直接民主选举也就只是在村这个层次上。由于通货紧缩和亚洲经济风暴使得经济形势加速滑坡，这也就不得不延缓这项在全国范围实施城乡基层直接选举的计划，而只是在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实验。

江泽民把制定文化政策看作为基本的任务，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多元文化在他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他也呼吁，“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江泽民也赞同邓小平的双重目标，认为，通过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但同时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必须绝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少说为佳”

江的十五大报告是“委婉式改革策略”的范例，这个策略尽管邓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江可以说是优秀地发展了它。中国转变成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所具有的意义，没有必要对人们去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似乎还有效，但是所有知情人都意识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这随之也带来这样的效应，外国人就不太容易弄明白，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走得有多远。

我们不妨就这种委婉式改革策略，从江的报告中摘要几个例子。首先是江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新理论：按照邓时代的表述规则，国有企业应该构成经济的主体，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也确实如此。但随后，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直下降。在1978年，国有企业产值占整个国家工业总产值的78％，但是到了1997年，就是在江泽民作这个报告的那一年，已经降到32％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滑。国有企业尽管依然掌握着经济领域的主导工业，譬如：原料工业、重工业、电力工业、银行和邮电、通讯，但是它们的生产总值达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3。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1997年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分”。

江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因此而把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修订为包含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按照1997年的官方统计，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保持在7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拯救。

可是，这种统计不能解决长远的实际问题。许多在这个统计中作为城、乡集体所有的企业，逐渐的私有化了，而且这种私有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江在报告中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的这种“控制力”。可是，这种控制力也在弱化，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淡化了，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解决。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法，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委婉表述，不如说是对变化的淡化。除了知情者外，谁能想像到，当江论述“战略性改组”的时候，是宣布要疾速的收缩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当他讲，政府要“加速放活国有小企业”时，是在暗示，这些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要从国家的大锅中拿出去，而且要让他们自己面对现实；当他歉意地说，“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时，是在对裁减3000万到4000万人表示歉意，而且这些人之中的许多人由于年龄缘故以及教育程度太低而很难获得新的工作位置，从而也就很难保持他们在原有工作位置中所具有的价值。

江的这种委婉、淡化和暗示性改革策略确实使得改革反对派在党内很难从意识形态上找到借口，很难对改革进行指责。但是对于唤醒国民去理解和适应面临的改革这个主题来说，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策略？“眼泪和汗水”10的报告也许未必能给工人和群众清楚的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别无选择，但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把中国引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用这种貌似社会主义式的口号来堵住反对者的嘴，以便把改革继续下去，这在邓小平时代是必要的策略，因为那时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比较强大。而今，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时代过去了，继续改革的真正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这也许是用开诚布公而认真的说法去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支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