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遵循朱镕基所提出的方针，把存款利息从7％下调到2％，并且引入了利息税，以便淡化人们存款的兴趣。同时，还提高大学的学费；把2000年劳动节假日延长到一周，以便人们有机会去消费。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计划：4600万中国人去旅行，消费金额高达180亿。

住房私有化当属一个最有成效的政策，它启动了城市居民的固定存款。这个成绩表现在：在2000年私人购房增长了52％，高达2840亿元人民币（305亿美元）；住房建设领域以此在整个国民经济那8％的增长率中，写上了自己的15％。在中国最富有的都市上海，有60%的居民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

对于增加消费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农村收入的不流动以及农村消费问题。中国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从平均水平上讲，相当于城市人的36％。在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尤其是耐用品市场。在90年代，城市人在家用电器方面燃起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热，刺激了电子工业的发展。而今，城市人的需求基本饱和，当属在农村，随着农村收入的提高，一种这样的需求和继续的需求浪潮将会到来，这将可能使这两个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应接不暇。农村消费的热潮和城市私人购买住房的热浪有可能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然它是与投资“信息社会的新经济”相联系的。

最后，对于继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进入市场经济之路持续不变地走下去。邓的“干部化企业”推动增长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在其最后，也就是当各省、市甚至县都围绕着同样的工业修建同样的工厂时，最终还留下了一个重复生产、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厂家都不能达到有效经济生产规模的程度。那么，新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就只能是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现在不妨回顾一下，那在1998年3月份所宣告的改革计划在1998到2002年是如何进行的。在限制国家机构对企业经营干预方面，是否结束了行政对企业的干预、贪污腐化是否得到了扼制？在工业结构改造方面，非效益性生产是否在被取缔、效益性生产企业的增长空间是否被创造？在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资本是否依据企业的效益在流动？一言一蔽之，一个为市场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否形成？

改革的进步

政府机构的裁员与收权

中央政府裁员半数的计划在1998年底就实现了。这是在长期缩减政府和管理机构尝试的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把计划只写在纸上。2000年初，也就是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年，第一批省、直辖市开始了管理改革和政府的裁员工作。在省、市所属厅局级管理部门这个面上，要把现有的平均约为53个削减为40个。广东省和北京市政府宣布，他们将以中央政府为榜样，裁员达到50％。在地方上，行政主管部门致力于改善这些被裁减官员的经济收入，可以想见，新的机构改革在省、市所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央政府所遇到的还要大。

财政体系方面的收权至此可以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107％上升到2000年时的14％。在各省的贷款发放方面，中央银行现有的9个跨省市分行不再扮演省属银行的听喝角色，他们的仕途不再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省、市政府。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是，国家放开对小型企业的控制，集中整顿大型企业并使其效益化。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对小型国有企业的放权早从1997年9月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就开始了。其运作、发展过程是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式由下而上：有些部门行动很快，而且还采取了某些新的改革措施。只要某项改革合理、有效，那它就会迅速开展，也会为北京的党中央所认可。官方的认可加速了这项改革的进程，并使其在全国开花。此刻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党代会上宣布了放开小型国有企业这项政策后，省市以及地方政府都马上开始了出售小型企业的活动，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型企业。沈阳市的市长，也就是东北老工业区的中心城市的市长，走遍欧洲，为的是出售本市的企业。这显示出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无望的企业就让其破产；那些看上去还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中的一部分为大型企业所兼并，此外也有一部分则归属于私人企业和投资者，其中也不乏外国投资者。占比例最大的部分是原企业的经理和员工们购买本企业，在这种以共同购买而所形成的“合作股份公司”中，总经理常常持有多数股份。这样，当年的国有企业就私有化了，尽管它们在统计报表上显示为“公有制企业”。尽管，这种放开小型企业的政策实质上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共产党依然坚定的表示，“一种这样的私有化绝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