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邓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邓的后继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完成邓的改革，建设一个完满的市场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为改革的第二阶段打开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航道，而实现第二阶段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总理朱镕基的肩上。

朱在1998年3月19日上任，任期5年，到2003年3月份。这位69岁者对自己所面临的重任并没有心存侥幸。“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在当选为政府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月5日到19日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以绝对多数票把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朱这位可信的候选人，98％的选票任命了这位总理候选人。

这位政府总理提交了在他任期内的改革纲要。三大结构改革要同时开展，而且三年内必须结束：

一是，政府和管理机构改革。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在1998年7月对这项改革作了补充，即他作为军委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把军内赢利性强权经济部分交给国家。同时，类似的命令也发给武警、国家安全系统以及司法机构。

三是，银行和货币市场的改革。

朱镕基进而决心毫不妥协地解决官僚主义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以便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变为现实。以此使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进口和外国投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由此也使得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感受到竞争的压力，逼迫实施结构改革和方向调整，尽管这并非朱当时的意图。

正像朱所宣布的那样，一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剧烈冲击到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故此它也只能在解决这些危机中得以完成。一场由于中国的投资过热和亚洲邻国的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已经发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贪污腐化使整个政府机构垮台，那么它根本就再也谈不上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了。对于人代会的许多代表来说，这位财政专家和富有拼搏精神的管家朱镕基是危难时的救火队长。

政府机构的改革

自50年代以来，政府至少9次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政府和管理机构那与日俱增的膨胀。所有措施都收效不大，国家机构在持续膨胀：从1978年到1998年，国家人口增加了27％，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86％！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第十次措施出台了。他规定，到1998年底，中央政府减员一半；1999年是省政府，2000年是地方政府，要求裁员比例与中央相同。到2000年底，800万政府和管理人员总共要裁员400万。

朱通过裁员改组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务院机构，也就是官方常说的中央政府。他把原来的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主要裁减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行业部委，如机械工业部，化工部等。这些原本遥控指挥着国有企业的行业领导中心下降为行业协调局，而经贸委也下降一格。它们的任务减为行业的协调，不再具有对下属国有企业经理下指令的权力。譬如，化工部分为化工（行业协调）局和将要投放到股市去的化工国有企业。国家今后对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只局限于作为所有者：它向企业要求获得所拥有的资本红利，而不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所有对赢利负责的事情，那都是企业经理的责任，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通过解决行业部委，朱镕基既推开了旧体制的主要代表以及反对改革者，也刨掉了贪污腐化的一个源泉。

在这场改革中，那重权在握的计划委员会也受到消减。它被更名为“发展计划委员会”，它的任务被局限在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

新的机构把经贸部变成了重权部。朱把中国石油的老总石广生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

朱把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以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设施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部。

朱只有不断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才能克服强大的官僚主义阻力，使裁员和机构改革得以落实。但是，在改革方面，他有全国人大在人事上的支持，同时还有政治局成员那坚定不移的后盾。一个改革后的政府系统，即一个基于市场经济要求为基准而设置并运作的政府，就这样的产生了。

同时过渡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重任。对于设立、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来说，还面临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一个新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途径。各部委从此刻起，通过选拔来招聘工作人员，而高级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党组织负责。

收权

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税收和金融体系要向中央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把经济和财政决定权的绝大部分下放给各省，这种放权有助于克服中央内部的思想意识反对派的干预，同时也创造了活跃的干部化企业，它们在80年代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现在却到了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