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私有化可是地方党和管理干部以及企业经理说了算的事情，他们的发财机会来了，因为他们可以压低价格并把它弄到手。批评者称之为“地方干部最后的晚餐”。北京政府在1998年7月1日也拉响了警报，并对此种挖墙脚式的拍卖方式提出警告。西方媒体把此称之为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停滞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从江泽民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所领略的那些概念、定义一样，在中国，人们不单要听别人怎么说，而且要观察别人怎么做。这种拍卖小型国有企业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到7月份时，绝大部分已经被拍卖了。一些步子放得大的省市还表示，他们愿拍卖所有的国有企业，不仅小型的，还有中型和大型的；不仅亏损企业，也包括赢利性企业。国有企业的数目在疾速下降，从1997到2001年就从128万家减少到63万家。

当各省和地方职能部门致力于拍卖职权范围内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时，中央政府则全力于大型企业改制和效益化建设。在此也有值得介绍的成就：

——在国有企业从股市收取资金方面，经过1998、1999两年的准备，到2000年时已经启动。中央政府把三个大型企业集团投放到香港、纽约的股票市场，它们是：第二大国家电讯公司中国联通以及两个新建的化工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政府通过这三家公司吸收了100亿美金的新资本。而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中国企业在2000年也吸收了180亿美元的资金。上海和深圳股市自身的市场资本在1998到2000年之间，由19万亿上升到47万亿元人民币。这种发展仍然在继续。2002年时，第一家国家银行以中国银行之名出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尽管如此，外国的投资者依然对购买国有企业的股票有些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有企业的透明度还不够，从而构成了对少数持股人缺乏保护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削减过剩生产力的工作走得比较快。纺织工业在1998～1999年销毁了900万台老纺织机。仅上海一地就在其185家纺织企业中，破产了34家，几乎达到1/5。报废这些老纺织机的事情在上海电视节目中给予了报道，而且讲，这是出于把有潜力赢利的纺织企业从价格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目的进行的。全国因此而使120万员纺织工人下岗。到2000年，政府关闭了34万家小型煤矿，并裁减了30万吨煤的开采能力。与此同时，也着手解决了小型钢铁厂的大部分，因为它们的生产是以高耗能和严重污染为代价的。因此，1990年时的2500家钢铁厂，到了2000年就只留下294家。

——库存生产被停止。按照官方统计，2000年轻工企业（包括所有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内）销售其生产产品的97％；重工业领域的企业销售额占其生产量的98％。在上海，a级办公楼的出租率由1998年的65％上升到在2000年时的94％。

——人民解放军按照江泽民的命令交出了它们的经营性企业。到2000年止，军队把3500家企业连同23万员工交给了国家，其中有大型贸易公司，中国最大、利润丰厚的三九医药集团，高级宾馆，夜总会以及其他等等。大约4000家企业被关闭。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够想像到，军队能够这样不折不扣的执行江泽民的命令，甚至有几位还琢磨着，军队与政府之间会出现某种关系危机。然而，今天军队的领导们，确实是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为目标，大量的商务性活动不仅会干扰这个目标，而且会造就贪污腐化的漏洞，并影响军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现在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留存下来的、在国家控制下的企业究竟如何创造效益和赢利？政府自豪地说，在1998到2000年之间，国有企业纯赢利由450亿增长到2300亿人民币（约合280亿美金）。可是，这些对于巨额的投资来说，仍然属于微小的红利。在1999到2000年间，这些国有企业仅仅通过把银行贷款转化为股票资本就被政府免除了14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即便按7％的利息算，这一笔钱的年息就相当可观。另外，还有许多的财政补助进入其中的许多企业。此外，它们中的一些还有意美化自己的财务报表。绝大部分的独立观察家认为，这些国有企业的成绩还得以亏损继续，即便其中的有些企业如海尔或者宝钢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银行改革

按照朱镕基的改革计划，与国有企业改革并行的是，把国家银行变成现代化的、能够带来赢利的金融机构。

这首先意味着，至少先把银行从救急贷款所造成的压力下解放出去，以便使它具有灵活机动性。基于这一目的，给四大国家银行建立了四个财产管理公司，它们截止到2000年底，把银行发放的14万亿救急贷款以有价证券的方式接了过来，其数目按照1997年底的情况估算，相当于所有无法收回的贷款的一半多。银行商定，这些由国家担保的债务以225％的利息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