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0日22点56分，日本国际紧急援助医疗队的专机到达成都国际机场。本队包括4名医生、7名护士、1名药剂师、5名医疗协调人等，总共有23人。而至19日在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进行搜索活动的救援队人员大约60人将在21日乘坐同一专机，返回日本。救援队与医疗队的交替顺利完成。

5月20日，救援队结束自己任务后，小泉崇队长表示：“虽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但由于中方接受方面的经验不足，没能够迅速、顺利地展开搜索工作。”其他队员也表示无奈、遗憾，因为日本救援队始终没能够抢救出幸存者。而21日早上将与中国政府方面交换信息并向震地现场出发的医疗队员的心态也比较复杂，他们毕竟已知道救援队的工作状况不太理想，因而表示担忧。无论是救援队还是医疗队，这次日本有关人士的共同意见为中方提供的信息不足。医疗队的小井土雄一副委员长表示：“无论如何，只能说，先到现场，尽力而为。”

可见，一方面，中国政府及人民对日本各界的援助表示热烈欢迎，另一方面，日本救援人员至今没能顺利展开工作。表示“热情”的中方与表示“遗憾”的日方，两者在其立场或感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今后，事态发展得如何，还是未知数，只好跟踪观察。

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上海。我来自地震大国日本，出生于经常发生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的伊豆半岛，但这一次，我却没有感到任何震感。我大概是在14点40分接到来自北京朋友的电话后才知道发生了地震。当时的感觉就是，噢，地震发生了，在中国很少发生地震呢。仅此而已。回到北京，仔细看新闻才知道汶川地震影响面之大、损害后果如此严重。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40075人遇难，247645人受伤；至20日12时，累计失踪32361人。众多学校、房屋倒塌，据环境部领导透露，核设施也被破坏了，形势刻不容缓。大地震发生后，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注此事，为此感到难过、痛心。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企业还是个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尽最大努力为灾区捐款、捐物。日本也不例外。

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媒体、企业的反应相当迅速。外务省大臣高村正彦5月13日就表示向中国方面援助5亿日元。日本各媒体5月12日当天就开始向中国地震的震中地区或周边地区派遣记者，进行报道。在四川省，日本企业一共有174家，在重庆有100多家，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日本各企业也立刻开始收集“情报”。日本民众的神经这次极为敏锐，不断跟踪媒体报道，组织捐款活动等。

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与有关人士的交流，这次日本社会或舆论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态度，大概有三种：

第一，关心。日本社会确实相当关心这次在邻国中国发生的天灾。媒体专门设置专题，每天都进行大量相关报道，“四川大地震”一词在日本媒体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日本舆论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做到这种程度，国民对它的关心可见一斑。

第二，同情。日本国民非常同情邻国的遭遇。日本的朋友说过，这几天在很多街上都有针对四川大地震的捐款活动，华人居住区就更不用说了。同样遭受过大地震灾害的日本国民无法把此次四川地震视为外事。日本政府第一时间提出救援的意愿，这也表明日本方面对中国方面的同情。

第三，质疑。大部分日本朋友给我解释说，日本媒体这几天针对中国政府抗震救灾方式也进行了批评性报道。很多日本国民认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缺陷。大家指出，如果能更有效应对，更加迅速接受海外救援，死亡者或受害者应该会少一些；如果建筑抗震度方面能够事前考虑周到一些，损害也会少很多；奥运会能顺利举行吗？如果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发生大地震，它能承受吗？损害会有多大？

由此可见，无论是媒体还是老百姓，日本人对本次四川大地震采取的态度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即对于直接遭受巨大伤害的老百姓表示同情，对于国家建设遭到损害的政府方面表示质疑。日本政府在大地震发生后，始终紧密关注邻国的动态，尽量提供各种援助。

除了关注灾区灾民的动态之外，我比较关注这次大地震发生后，中日关系将如何的问题。

众所周知，本次大地震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结束对日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发生的。中日两国社会及人民还未离开“暖春”的余音，大灾害就突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为了维持良好健全的关系，必然试图互相“示好”，日本国民积极关心中国、同情中国人，中国人民也主动感谢日本政府的援助、日本人的关怀。

总之，从中日外交或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本次大地震应该说巩固了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公民之间的友情关系。中日应该趁机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构建信任基础，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比较理性的做法。天无情，人有情。

2008年7月12日，是中国四川大地震两个月的祭日。对中国来说，这一天既应该是纪念日，也应该是反思日。但纪念什么？反思什么呢？

先谈纪念。

两个月前发生的地震是一场灾难。众多人死亡了，受伤了，失去亲人了，失去家园了。对社会来说，无论从物质层面而言，还是从精神层面来讲，这场地震灾难带来的损失不可估计。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场地震也唤醒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像中国人经常强调的那样，此次抗震救灾的斗争是伟大的。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极为严峻。西方各国借“西藏风波”之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国际舆论似乎包围了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示威抗议，便是明证。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之前在河南进行考察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立刻返回北京，紧接着飞往四川灾区，并亲自领导抗震救灾活动，温家宝的快速反应与亲和形象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媒体的真实报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灾民对生命的渴求浓缩为一个个感人故事，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关注与同情。奔赴灾区的志愿者是勇敢的斗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救援活动，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大爱。此前曾被冠以“无责任”、“自私”、“无独立性”等标签的中国80后，也以自己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赢得了长辈的真诚赞誉。

总之，地震使得中国人团结一致。西方政府或媒体对于正与自然灾难抗争的中华民族也没法说什么，更没法以人权为由指责中国。西方似乎“收回”了原来对中国当局施加的压力。四川地震的发生及其随后的事态发展，改善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海外的形象。对于即将在28天后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来说，地震带来的种种变化，应该算是一种良性转折，的确值得纪念。

再谈反思。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言，反思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不应害怕反思，相反，我们需要经常反思。对于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来说，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伟大是一回事，活人的反思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构成矛盾。地震的确是天灾，但天灾不一定都会带来死亡和损失。既然人类不得不与自然共存，那就要学会如何与它打交道。

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是否包含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危房？针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机制是否到位？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是否启动？公民的防患意识是否达到了应有水平？一旦知道地震发生，官方和民间如何应对？城市或农村的规划以及基础设施是否合格？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目的都是为了在下次地震发生时尽最大可能避免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把地震说成天灾很容易，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更容易。可是，一味责怪老天爷，无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天灾。因此，人类要反思，因为社会要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立了法律，就要执行。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实际上成为政府对“信息公开”这一法律承诺的首次考验。

不言而喻，既然这次发生的是天灾，政府就无法、也无必要阻止媒体追求真相，主动报道。既然如此，信息公开越快越好，越准越好，越广越好，越深越好。它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亟需提升形象的执政党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国媒体也功不可没。记者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全力以赴地把灾区的动态传播给全国人民，其结果表明，新闻工作者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及时的报道提升了政府的威望，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中国政府曾授权新华社每天更新遇难者、失踪者等方面的数据。当时，海内外舆论的关注焦点是灾民的受害情况，即死了多少，伤了多少，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基本上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

但与此同时，海内外舆论更感兴趣的，则是被种种统计数字所掩盖的“内涵”。虽然新华社提供的数字相当精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能进一步对这些数字进行科学分析和解释，例如，我一直没有看到根据农民、工人、妇女、老师、学生等分类而细分的死伤人数。尤其在舆论关注校舍倒塌的情况下，人们特别想知道地震中遇难的师生人数。

我唯一看到的类似数据，是四川省教育厅2008年5月21日发布的信息：四川全省师生有6581人死亡，8810人受伤，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从那时起，时间已过一个半月，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此展开公开论证或追踪。政府对信息公开的责任难道已经结束了吗？媒体与民众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有没有必要继续发挥监督的作用？

我绝不相信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或条件对包括师生死亡人数在内的数据进行具体分类。既然中央政府已经朝着信息公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所保留呢？我认为，只有弄清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并把它们公诸于众，国家才能有效、民主、科学地进入灾后重建阶段。灾后重建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综合性工程，一切数据就应该暴露在阳光之下。

信息不能由政府垄断，而应公诸于众；国家利益不能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它是多元的，是由组织、企业、个人等多方面利益组成的；人民有权利知道信息，政府就要全面公开；中国正推行改革，公开则是必经之路；中国正推行开放，细节则决定成败。

我们在肯定中国政府抗震救灾表现的同时，还要反思一下：对于信息，到底应该公开什么？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怎么公开？何时公开？何地公开？这些都正在考验着政府对公开一事的姿态和决心，也正在提醒着政府重新思考：不公开的政治成本究竟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