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丝还在飘落，细如牛毛，在树冠和对面的屋顶上扯起白朦朦的雾气。窗台上有一盆郭卫星送我的紫罗兰，开了，粉紫色间有白色的花朵繁星一样簇拥在绿叶丛中，散发出时有时无的淡淡香味。杯中的白酒几乎没有浅下去，郭卫星喝下去的三口酒合起来也不足半两，可是他好像已经不胜酒力。

我退后一点儿，双手扶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身体顶直。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如果你想，我轻声说，我会听你的。

从我们双双躺倒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郭卫星还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他跟他十年前的女友热恋多年，之后又苦等她多年，最后怨恨到决心独身，却没有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这样说起来，郭卫星非但迂腐而且可怜。

他还不懂作爱，情绪调动得过快了，在没有任何前奏、不清楚我的兴奋度是否达到同样高点的时候，就慌慌张张地、迫不及待地覆盖了我的身体。他的张惶，他的急切，他孩子样的毛躁，让我啼笑皆非，又觉得不失可爱，有这个时代男人身上少有的纯良。我平躺着，尽量把自己的身体放松，打开。我用自己的肢体语言配合和帮助他，让他顺利进入，为所欲为。我不能确信他是不是感觉到了我对他的配合，也许他并不能懂，他以为天底下的女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感受，脸上的肌肉时而扭曲时而松驰，看上去奇怪而且神秘。他的目光是往内心收缩的，好像整个脑袋从身体移开，掉了一个方向，陌生人一样地凝视他自己。他活了三十多岁，第一次经历爱的高潮，所以他惊奇，他不敢相信，他要聆听自己，一点一点地品咂自己的感受，最大程度地获得他自己的快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能够同时顾及到我，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原谅他并且帮助他，希望他的第一次是完美的一次，也是刻骨铭心的一次。

在他猛憋了一口气，尽情尽意地释放了他的激情之后，他整个人瘫下来，精疲力尽地躺在我的旁边，脸上浮起笑意。那样自得其乐的笑容，也是对他自己的，跟我没有丝毫关系。他独自笑着，静静地躺着，手脚都不再碰我。

片刻，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下子翻过来，手肘撑在床上，抬起半个身子，若有所思地凝视我。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对他笑了一笑。他要求我：你坐起来。我眼睛里有了问号，表示不解。他伸手推了我一下：坐起来，我只想看一下。

我就坐了起来，把身体移开。我仍然不明白他要看什么。

他木呆呆地盯住我身体移开的地方，那一块被揉成抹布样的床单。他的脸上渐渐地现出沉重，眉头蹙起来，嘴角不受控制地牵动着，好像陷进了一场阴谋，又无法脱身，那种恐惧和绝望。

我忽然间恍然大悟：他奇怪我没有流血，我不是处女。

我怎么可能还是处女？我结过婚，甚至还怀过孩子。郭卫星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以为他是知道的，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有经历过***，就以为别的人也是白纸一张。我明白了这个误会之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我捂住嘴，不出声地笑，直笑得鼻腔酸胀，流出眼泪。

郭卫星坐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我笑，从始到终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郭卫星对我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他不再抱着一盆刚开的草花敲我的房门，也不再制造楼道和盥洗室里跟我的“巧遇”。有一天早晨我上班，路经他的房门时，他刚好一只脚迈出门边，忽然抬眼看见我，吓得慌忙缩进门去，顺便把门也关上了，生怕我不知趣地缠住他打招呼，说话。

我愤怒，又觉得好笑。男人对女人作出这样的防范，实在有点夸张。郭卫星不能接受不是处女的我，情有可原，可是他能够将他对我的态度从沸点一下子降到冰点，要算是他的本事，可见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他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很久不跟他联系？他说他一直担心我。我告诉他，本来要准备给他一个惊讶的，现在不行了，我已经被人家排除出局了。

我们在江边一个吃鱼鲜的小饭馆里见了面。前不久，在我的坚持下，他找那个戴深度近视镜的农民房东退了租。他的官位刚刚又升了一级，被任命为化工厅的厅长。农民房东既然开始对我们的关系产生好奇，以他现在的身份，再继续租那个房子，怎么说都是一件别扭的事情。

我们要了一个砂锅鱼头。他忙着把鱼头拆开，把肥嘟嘟的鱼眼、鱼唇、鱼脑用汤勺舀到我的碗里，看着我一口口地吃。我吞下一碗汤汤水水之后，抬头对他笑。他也笑。他说，别生气了，多原谅别人吧，郭卫星心里肯定比你更难过。他自己是第一次，就希望别人也是第一次，从他的立场看，并没有什么过份的，是不是？关键是你们事先没有沟通，两个人都有些想当然，书生气。其实，他这样做也好，比憋在心里日后找你的别扭更好。

我本来就没有很认真地生气，喝完了鱼汤之后，心里的一点点委屈也烟消云散。我的身体从来只属于他一个人，别的人即便能跟我同床共枕，成为夫妻，却永远得不到我的灵魂，我内心深处的所有秘密。从这一点来说，郭卫星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对他自己很明智的事情。

他埋着头，用浅勺撇去锅中的一层浮油，给我舀了第二碗汤。我们恰好坐在窗口的位置，透过窗外的光线，我忽然看到他鬓边星星点点的白发。他的脸色也有一点晦暗，眼角的鱼尾纹深了许多，眼袋的形状开始出来了，整个人显得疲惫和憔悴。

我一把将他拿汤勺的那只手紧紧抓住，弄得一满勺热汤洒得四处都是。他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怎么回事？怎么忽然间眼泪都出来了呢？我放开他，飞快地擦去眼泪，我说没事啊，真的没事啊，不过是有点郁闷。

他把汤碗推到我面前说，你喝汤吧。

一天晚上，郭卫星又一次敲响了我的房门。他站在我的门口，左手提着一串香蕉，右手托着一盆刚刚开花的晚香玉。他不等我开口就做起了检讨，说那天那样对我是不应该的，不了解我的情况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他说他这几天很是痛苦，非常痛苦，想问题想得睡不着觉，早晨起床，枕头上落一层头发。他低下头，让我看他头顶裸露的头皮。他的头发果真显出稀落，连他的脸都好像瘦得小了一圈。这个人是真的用上了心思和脑子。

我似笑非笑地问：那么你现在是想明白了？

他连声回答说，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他是想明白了才来找我的，他还是喜欢我，即便我有过婚史，还是喜欢，心里放不下去了。

他放下左手的香蕉右手的花盆，开始拥抱和亲吻我。这一次做事，他不再那么笨拙慌乱，他已经把怀中的另一个身体当作自己的私有，所有的程序有条不紊，愿望和要求一一实施，一切都显得轻车熟路。可见所有的男人在这方面都是一点就通的。

他仰面躺下，深深地叹出一口气之后，把我的一只手拿起来，放到他的胸口上。我们结婚吧，他说，我想要赶快结婚，一天都等不及了。

我母亲来电话，要求我带着郭卫星回一趟家。母亲说，结婚是一定要得到家人祝福的，否则婚后的日子不会顺利遂愿。她说，我和骆京生的结局之所以不幸，就是那年没有先回家，再办事。母亲再三叮嘱，一定要回家，你不能第二次不幸。

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医院新盖的带厨卫设备的单元宿舍楼里，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算得上当年小城里最好的住房，母亲很满意，她要求我回家的意思，自然也是想让郭卫星看一看他们的生活，不要小瞧了我的娘家。母亲的这一番心思，我心里非常明白。

我的家人看见郭卫星的第一眼，脸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失望。郭卫星远不及骆京生那样的气宇轩昂，也早已经不是一个牛犊一样的壮小伙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从头到脚都开始懈了，脸上有了疲惫，眼睛里有了沧桑，腰背甚至有了一点微微的佝偻，总之看上去不再会让人觉得新鲜和有所期待。

但是他们很快就想得明白，那一年我同样已经年过三十，是一块放陈的点心，外表起了硬壳，内馅透出哈味，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香气四溢、人见人爱了，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女婿、妹夫和姐夫放低标准。

晚上，全家去城里最好的饭店吃饭，为我们接风。

我们这一大家子走在路上引人注目。首先是我的父亲，他不到六十岁的年纪，却莫名其妙地长出了一头闪亮的银发，配了黑色短大衣和一条驼色围巾，看起来不像医生，像上海过来的老电影明星。一路走过去，认识他敬慕他的人很多，不停地有人站下来跟他打招呼，说话。我父亲背着手，一律微笑点头，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分别。我的母亲，五十岁之后身材日渐丰满，容貌日显家常，开始步入她舒心和富足的晚年。那天她穿的是一件银灰色马海毛的对襟毛衣，是她自己刚刚织妥的。我母亲一向心灵手巧，在这件毛衣上她付出了相当的心思和智慧，衣身是缕空的树叶形花纹，袖口、领口和襟边用的是最时髦的“罗马尼亚针”，配了大大的珍珠色有机玻璃扣。最最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她用细细的银灰色缎带夹进毛线，维妙维肖织出了花纹中的树叶筋络，使得衣服上的每一张叶片都显出奇异和柔美的光亮。母亲穿着这件手织的毛衣非常得意，她昂头走路的样子不像小城里的药剂师，像泰国公主，或者说是公主的姑母。

我哥哥步入中年之后苍老得很快，皮肤松驰得不可收拾，年轻时过于女性化的秀美面孔，衰老之后就显出奇怪的失衡，像摆放过久的红元帅苹果。昔日的骄傲和辉煌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糟透了。与他的苍老干瘪相反，我的嫂子，那个叫张明丽的女人，从前是面如银盘，现在发展成虎背熊腰，壮实得能把我哥哥一把夹起来，大气不喘地绕小城走上一圈。他们的女儿倒是争气，小小年纪，继承了哥哥的秀美聪明，能歌善舞，据说已经有上海的舞蹈学校看中了她，只等她稍微再长大几岁，就把她带去上海，学西洋芭蕾。

古典美人般的妹妹依然古典，穿一件蓝印花布的合身夹袄，乌黑的秀发盘出一个圆圆的发髻，妩媚含蓄得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她那个当体育老师的丈夫却出息了很多，已经做了小学校长，皮肤还是黝黑，睫毛很长的眼睛笑起来毛茸茸的，下巴上那个圆圆的肉疙瘩令他特别显出年轻和孩子气，但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沉稳大方，善解人意。他们夫妇俩，丈夫抱着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嬴弱的大儿子，妻子抱着虎头虎脑的小儿子，走在县城的小街上，给人的感觉是，命运曾经对他们有所不公，却又最大限度地补偿了他们。

饭店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外墙是马赛克瓷砖贴面，包间里花梢的塑胶地毡和桌上的一次性塑料台布，都透出那个时代小城生活的乏味庸常。

菜单在各人手里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我母亲手上。这样的场合中，我母亲照例是当家做主的人。她点了八个凉菜，八个热菜，四道点心，还有一个包含了诸多内容的杂烩火锅。我觉得有点奢侈，我母亲说，这算什么？要是在家里吃饭，她会做得比这更多。她说，现在不是七十年代了，吃饭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值一提了。

郭卫星一路上都在沉默，迟迟不能够融进我们家的生活。我很怕他拿出在单位里的那种遗世独立的劲儿，弄得全家人都觉扫兴。还好，我哥哥无意中提到了当时蓄势待发的海湾战争时，郭卫星忽然地来了劲儿，开始掉他的书袋子，从美国人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说到中国的态度，俄罗斯的态度，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和欧洲各国的动向，说到老布什和萨达姆，说到“飞毛腿”和“爱国者”。他拿出了他过目不忘的看家本事，把他从报纸上杂志上电视里看到的所有信息综合融汇，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冷盘热菜和点心一道一道川流不息地上。小城饭店的装潢布置不怎么样，菜肴口味却是一流的，附近很多大城市的食客慕名到这里吃饭，有几道名菜绝对的价廉物美。但是郭卫星的演讲太过投入，他沉醉在伊拉克的战争阴云之中，完全地没有了食欲，对眼前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视而不见，筷子拿在手里，已经不是吃饭的工具，是辅助他演讲的道具。

我们家的人都是很懂规矩和礼貌的人，郭卫星是这一顿饭的主客，主客不动筷子，其他人当然不好自行其事，肚子再饿，饭菜再香，大家也要保持节制，做出认真聆听的模样，所以，除了三个小孩，别的人只能脸上堆笑，心里着急。

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郭卫星包揽了饭桌上的谈话。我的父母，我的哥嫂和妹妹妹夫，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识过这么善谈，又这么不懂眼色、不会区分场合的人，他们保持沉默，时不时地面面相觑，觉得郭卫星的性格既少见又有趣。

八点钟过后，服务小姐带着一脸小心的笑容走过来，用家乡土话询问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账单付了，因为收银员还要等着盘结一天的营业额。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都用眼睛看着还在兴头上的郭卫星。

郭卫星的嘴里刚吐出“石油欧佩克组织”这个词，忽然地发现大家瞪着他，吓得把剩下的半句话收回去了，脸上表现出茫然。他不懂我们家乡话，所以根本不知道服务小姐过来说了一句什么。他回头看我，向我求助。我没什么好气地告诉他，人家饭店要收工打烊了。他似乎突然地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今晚说得太多，一时间憋住了气，满脸胀成通红。

我母亲慢慢地站起身来，吩咐饭店服务员：“把桌上剩的这些菜，打包。”

回家的路上，郭卫星显得非常后悔。他沮丧着脸，要求我一定要去问一问我的父母，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我以为我母亲会对书呆子气的郭卫星嗤之以鼻，结果不是，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她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郭卫星虽然迂腐，但是这样的人来得可靠，少有花心，会踏踏实实过我们的日子。母亲说，你还想要求什么呢？忠诚可靠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我心里想，是啊，我要做的事情不就是找个人结婚吗？我要的不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吗？

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是化工研究所副所长的时候，到深圳出差，从沙头角中英街上给我买过一条秀气的纯金项链，细细的“8”字形的链索，中间吊一个雕花十字架的小坠，做工非常精美。

我想把这条项链改换成一只戒指，在我跟郭卫星结婚那天戴在我的手上。我戴着他买的戒指，好像我的丈夫是他，他的灵魂如戒指一般缠绕着我的无名指，陪伴我过完一生的日子。

这个念头一经冒出，便不可遏止，我一分一秒也不肯耽搁，放下手里看了一半的书稿，出门下楼，坐车直奔闹市区宝祥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