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远从此不再在街上闲逛，下了班就回家，可是乔雅又找茬儿发脾气。他明白了，乔雅其实讨厌看见他，要他早回家，只不过是因为她不舒服也不想让他舒服罢了。乔雅自己反倒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时值理查德·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华那一年的早春，每当夜色早早降临圆石城，她就坐在床边无声地哭泣。她几乎讨厌每一样食物。怎么总吃土豆？她抱怨说。这倒怪不得夏明远，家里只有酸菜、萝卜，而小九路的菜市场上除了土豆别无他物。初夏时候，他在蔬菜合作社里托了关系，买来了甘蓝和菜花，结果费力不讨好。这两样蔬菜价钱之昂贵，简直让人震惊，可是乔雅并没有因此满意过哪怕片刻。当她想吃鱼时，夏明远忍无可忍，只买了一点儿便宜的泥鳅，骗她说，买不到鱼。这一次乔雅反倒欣然接受了，因为她相信泥鳅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家人完全被她弄糊涂了，私下评论说，没见过这么无理取闹的媳妇。这个说法倒是距真相不远。我奶奶终于皱着眉头说，也不能太娇气了。乔雅怔住了，突然愤怒到自己不曾预料的程度：又不是我要生的！听了这话，在她的子宫里，夏冲不满地翻了个身。

上学时，乔雅把两句话铭记在心，一句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另一句“一清华，二北大……”是关于大学排名的顺口溜儿。这两句话闪耀光泽，促使她刻苦攻读，不曾懈怠。像多数女孩一样，她“只专不红”，对政治缺乏兴趣，却因此颇讨那些老教师们的欢心。她偷偷读过一些流行的苏联，也颇多浪漫的念头，可是做过的最离经叛道的事也只不过是写纸条与男生探讨课业而已，除此之外，便是在读《反杜林论》时对坏家伙杜林的想法颇感兴趣了。

她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于蓝，在评剧团当演员，早早就结了婚。乔雅的母亲索玉琴阻止她们继续密切来往，“你一个姑娘，跟人家结婚的勾打连环干什么？”“勾打连环”就是“勾搭”的意思。乔雅阳奉阴违，继续偷偷跑到于蓝家去。索玉琴的担心不无道理。于蓝果然怀着新鲜的兴致大讲男女之间的秘密，乔雅也极有兴趣。在不同的周末，这种闺中密谈持续了一年有余，却丝毫没有扰乱乔雅的步调。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首都。即便她的脑子充满了对男性的幻想，也是坚定地指向着“一清华”和“二北大”的男生——系着白围巾。其他人不予考虑。

就在她读到高三，完全调试好了自己这台考试机器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

乔雅继续留在学校一年，幻想着高考很快就会恢复。她随着斗志昂扬的男生们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他们砸烂了东北局的几间办公室，批斗了抓到的六个走资派，命令他们面壁。下一周，他们杀了个回马枪，袭击了同一个地方，在会场上挂起了巨大的标语，“炮轰东北局，直捣阎王殿，活捉宋任穷”，他们一遍又一遍对着宋任穷本人高呼着这几句口号，就好像它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目标似的。她参加了各种学习大会，有一次听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盲人积极分子的发言，那个年轻人两鬓剃得精光，头顶的头发又过分硬挺，看上去就像一只瞎眼的板刷，站在四支金属麦克风后，尖利和不安地喊叫着，在一次蹦跳之后晕倒了。这情形让乔雅倒了胃口。大字报遮天蔽日，从墙角处一直贴到了炼钢厂的高炉顶端。城市完全被白纸包裹了。高音喇叭永远在喧嚷。有时候，人们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打人，有时候用钢丝钳打，还有的时候用步枪打。她发现这一切不是浪漫，而是枯燥。这枯燥甚至淹没了惊恐。她变得焦躁起来。当于蓝的性兴趣也转换为对国庆大辩论的狂热之后，十八岁的乔雅就更加孤独了。

鸭绿江街上也有小型的批斗会。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窃贼和一个破鞋，被戴上了纸糊的尖帽游街示众。再一年，附近工厂的工人们庆祝“九大”召开，列成方队走过街道，每个女工都捧着一个压力锅那么大的毛主席像。夏天，硅酸盐厂附属医院需要又红又专的学生去做预备医士，乔雅得到了机会，可是她不情愿就此上班，和她的同学们一起从窗口爬进火车，去了北京。

在享受了免费而又糟糕至极的食宿之后，她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数万名学生在广场上等待的时间长达九个小时，无处大小便，女生们只好围成密不透风的环状人墙，依次入内纾困。当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迂缓地驶出金水桥，欢呼声响彻云霄，孩子们痛哭流涕。

乔雅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她登上了景山，跳过石棱和雨后短暂出现的山涧，俯瞰下去，看到北京城就像平铺的群山，层峦叠嶂的青灰中侵入了严厉的苏式建筑。乔雅怅然若失。她并未看到什么光辉。与其说这是北京，倒不如说它是对于北京的理想。离开首都时，乔雅留下了她的骄傲的少女心气、排泄物和眼泪，还有一张在颐和园拍摄的黑白相片——把它作为友谊的见证送给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北京女孩——带回了几个黯淡的印象，其中之一是高考再也不会恢复了。

乔雅成为了一名女医士。两个月之后，她才意识到这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又一次去了火车站，目的是上山下乡。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命运。硅酸盐厂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组织之间斗个不停，你死我活。一拨人残酷地拷打对手，逼迫得别人自杀，然后被打倒，第二拨人夺了权，做同样的事。好人坏人的界限模糊了。生活就像下雨下雪又下雹子的天气。一切都失去了准则。乔雅终于感到了恐惧，她为此能做的唯一的事只是给受伤的人打破伤风针。

当乔雅在金水桥边含羞小便时，夏明远正在硅酸盐厂的调试车间里欢呼着，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瞻仰巴基斯坦朋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转送给人民的芒果。他是个相貌英俊、生气勃勃、没有什么主见的调试员。一个介绍人安排了他与乔雅的相亲，他缺乏城府，当场表示了满意，仅此一点便引起了乔雅的反感。他当着她的面赞叹说，这姑娘多好，这姑娘多白！这是确实的，乔雅虽谈不上姿色出众，皮肤却像瓷娃娃一般又白又细。她本来就对这个长她两岁的高考落榜生心怀鄙夷，如今又被他的冒失惹恼了，立刻翻了脸，说这人太黑，我不同意！

他们展开了一场颜色战争。这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用当时的话说，夏明远想跟她结合，因为她白，而她拒绝跟他结合，因为他黑。他们都缺乏恋爱经验，既没有发现彼此言不由衷，也没发现这是一种性别攻守游戏。罕见的厚脸皮再加上某种过分天真的迟钝，令夏明远不曾感到自尊受挫，竟在乔雅的冷言冷语中坚持了下来。两个月后，乔雅的父亲乔允升发起了脾气，表面上听来是对“姓夏的小子”的遭遇抱不平，实质则是感到女儿的不出嫁会增加家庭的负担。乔雅痛哭了一场，像哪吒数落父亲一般，历数自己参加工作几个月以来给家里上交了多少工资，然后妥协了。这是一九七0年的九月，时日倥偬，乔雅已经二十一岁，不得不冷静地结了婚。婚礼是嘈杂的，与她少女时期的设想完全不同，既没有诗朗诵，也没有欢快的歌声，每个人的脸上都由于冷雨和疲劳而缺乏笑容。大家举杯共祝一对新人相亲相爱，共同进步，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送客时乔雅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跟不适合系白围巾的新郎并肩站在一起。

婚后的生活不能说是幸福的但是一切顺利。他们与夏家父母共用一套位于一楼的有两个房间的小房子，在公用走廊里做饭，在院子中央的自动压力井边取水。乔雅展示了她的娴雅、温柔、大方的一面，隐藏了其他面目，在鸭绿江街上的这个敝旧的院子里赢得了交口称赞。唯一的问题是，她时常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态。跟别的新妇不同，她甚至不是很喜欢回娘家。她喜欢去的是于蓝家。

只有对于蓝，乔雅才能一述衷曲：生活怎么这么没意思啊。我不想在他们家待着。

于蓝家与“他们家”在同一条街上。她家在鸭绿江街一百二十号院子，“他们家”则在八号院子。这里是工人居住区，房子表面遍布着黧黑的纹路，像被烟熏火燎过。街道比沙漠还要孤寂。白天是灰亮的，厂房、烟囱和楼房就像苍穹下的寂寥的污点。工厂里永远在召开着政治会议。入夜后，风冷酷地吼叫着。机器声单调地回荡。如果登高远望，可以看到城市外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抹山峦就像稍纵即逝的窣云。附近便是出城的马路，笔直地朝远方的贫困乡野延伸过去。送菜的马车就从这条路进城，洒下马粪，在烈日下晒干，变成了团团碎草，在墙根儿下瑟缩发抖。开裂的油毡纸在风中抽搐着。理发店的铁招牌总是嗒、嗒、嗒地作响。

我奶奶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可是症结何在？这差不多是她遇到的最费思量的难题。相当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她终于在洗衣盆前跳起来，问我爷爷：“你见没见过乔雅上厕所？”

我爷爷叫夏原吉，活到五十九岁，还没遇到过这么滑稽的问题呢。“多亏是在自己屋里说话！你这个娘们儿是不是老糊涂了？”他气恼地反问，“按你的意思，儿媳妇上厕所，我还偷看了？”

可是，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八号院里，从没有人见过乔雅上厕所。八号院比别处更幸运之处就在于有一个自己的公厕，在冬天，这院子的人出了家门，走几步路就能方便，附近一些院子的人则不得不冒着严寒，急冲冲地往这儿赶。那么乔雅是怎么解决她的问题的呢？奶奶一连几天留心观察，找到了答案。原来乔雅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远征一刻钟，去南桥粮站的公厕暗中行事。我奶奶私下逼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夏明远含糊地说，她大概是嫌院子里的厕所不干净吧。何至于此？粮站的厕所又干净到哪里去？齐凤珍对此极感迷惑，却不声张。最终，完全是凭借一个老太太的直觉，她猜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乔雅是个拿腔拿调的女人。乔雅在藏起自己认为不堪的一面。自她过门以来，我奶奶不仅从没见过她上厕所，还从不曾听到她咳嗽、吐痰和放屁。乔雅从不抓痒，从不打鼾。她从不把内衣裤晾在院子里，而是像个守财奴似的晾在自己房间窗台下的小绳子上。我奶奶乘胜追击，把侦察行动深入下去，终于发现了另一个被隐藏起来的事实：这对小夫妻一直在偷偷使用避孕套，用过之后就由乔雅藏起来，上班的时候带走扔到别处去。至此，乔雅为何始终无法怀孕的秘密就败露了。

双方家长坐在一起郑重商讨，形成了一份口头上的“我们老人的意见”。乔雅又一次屈服了。夏明远倒是感到无所谓。他的生殖力远胜其头脑，几乎一天都没浪费，十个月后，承担着挽救婚姻重任的孩子就出生了。

在乔雅怀孕前两个月，于蓝也第二次怀了孕。这对朋友渐渐活动不便，应付上、下班已感艰难，联系也就少了很多，只好相互写信倾诉苦闷。一个刚入行的邮递员不免对这种神奇的通信大惑不解。

由于父亲就在邮局工作，乔雅对于如何不花钱邮递信件了如指掌。她和于蓝给对方写的信都不贴邮票，并且把寄达地址和寄自地址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在街头发出的信，就被退给在街尾的对方，反之亦然。实际上，她们都把信投进同一个邮筒。这种免费的邮递活动带给她们一种冒险的乐趣。有一次，乔雅甚至直接在信封背面写了一句话以发泄自己对怀孕的不满：

最高指示：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生育！

可是这一切并无益处。她日益苦闷。妻子怀孕期间，夏明远像天底下所有男子汉一样对她疏于照顾。这在乔雅口中被夸张为不闻不问。偶尔他下班后与工友喝酒，晚归之时，她泪痕已干，一言不发。虽说丈夫只不过是参与凑份子的廉价酒局而已，可是她看清楚了，他这个先进生产者是个奢侈自私的混蛋，而工人阶级就是下班之后喝三个小时啤酒的阶级。乔雅的身体日益膨胀起来，生命的炉火却黯淡下去，全不知未来是否有某个难以捉摸的时刻，好风再吹，好火再燃。

问题在于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全部所需既非像于蓝那样是一个可令其心折的男人，也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是一个日子过得好的婆家，而是去北京读大学。就像小时候妈妈索玉琴带到餐桌上的不是饭菜，而是“代食品”一样，命运再次为乔雅派发了替代品。一个皱巴巴的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