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再婚。“我有你们爸爸就够了。”她说。她对我的小学老师孙小天再婚故事很是鄙薄。孙小天老伴去世之后，嫁给了妈妈医院里的一位老医生。妈妈说，这位医生是个活宝，当初他老伴去世，他哭天抹泪地写了好几百首悼亡诗，情深意切之至，结果，不出三个月就娶了孙小天。妈妈觉得这人无情无义而且虚伪。我没说出口的话是，有人在丧偶之后很快再婚，往往是因为在前一次婚姻中有幸福的记忆。至于妈妈，她该说的也许是，“结过一次婚就够了”。

或许是为了安慰妈妈，夏冰给她买了一条宝姿围巾。妈妈围起来，照了照镜子，说，真好看，就摘下来了。就是通过这条围巾，妈妈确认自己对夏冰的怀疑是对的。她对我说：“我早就觉得夏冰跟领导关系不正常。”看来是这样的。有两个晚上，已是深夜，行长开着车送她回家。她多了一些礼物，手机、包之类的，另外她常常出差，对于一个支行的普通员工来说明显地次数太多。有一天晚上，妈妈和夏冰关在屋子里谈话，过了一会儿妈妈的声音传出来，夏冲，你进来。

我进了屋子，夏冰坐在床边，满脸泪痕。妈妈气得直哆嗦。

“现在不都这样吗？”夏冰说。

“都这样你就这样？”妈妈申斥她说，又对我说，“我猜得一点儿错没有，她跟她们支行的行长??”又对夏冰说，“妈妈真失败。妈妈怎么教育你的，你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孩子都上初中了，你跟他？那人那么老，也就头发还挺密。”像警察为案情而愤怒一般，她出去了。

我和夏冰都默默无语，过了会儿我摸摸她的头，说：“别哭了。”

“其实，头发也不密，”她一下子哭得厉害了，“头一次去宾馆，我才知道那是假发，只是做工好，像真的似的。那王八蛋还不好意思摘呢。”

我递给她纸巾。

“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钱，怎么活啊？以前还有爸爸，可是爸爸也没了。我有什么依靠啊？我干嘛要跟他，还不是因为他有权有势。你知道我多委屈吗？你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想以后，多害怕啊。”

屋子外面静悄悄的，我不知道妈妈听到这些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夏冰问：“我该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我想好了，让他提拔我当科长，再把我调到别的分行去，然后我就跟他断掉。”她说，“如果他不答应，我就举报他。反正我手里有证据。我不是好欺负的。然后我找个男朋友，找个爱我的人，嫁人。”

我并不意外她这么说。她决断明快，敏于行动，虽说夏冰是没什么品位的。夏冰做到了以上的每一条，包括威胁。二十五岁生日的前两天，她当上了科长，成了我们家级别最高的干部。她去了另外一家支行。第二年她结婚了。她生了一个女儿。她爱着女儿，那是她的新豆豆。

她保留着小时候与豆豆的合影，照片上，十岁的夏冰大笑着，豆豆则露出巴哥犬特有的警觉神色。照片背后写着“夏冰，豆豆”，就像毕业纪念照的背后写着每个人的名字以免将来忘记那样。

时间云朵一般无穷无尽，日子沉寂地流逝着。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在电视上看到纽约市一片混乱。这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妈妈走过来，正巧看到回放的飞机撞击世贸大厦的画面，她站住了，也问：“这是电影？”这时我注意到了“live”标记和“cnn”图标，说：“是现场直播。”妈妈坐下来，跟我一起看。我们听着中文同步解说。妈妈说：“肯定是真的。”我随口应了一声。她又说：“怪不得外面放鞭炮。”果然，窗外的鞭炮正在响起来，最初还稀稀拉拉，后来就密集得像炒豆子一般，还夹杂着欢呼。

有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大喊大叫。

碎片、烟尘、救护车、从燃烧的大厦上跳下来的人和二十一世纪，呼啸着涌进了这间屋子。

“要打仗了？”妈妈问。

“看来是。”

“这是个什么世界啊。”妈妈说，转身去厨房，继续煮面条。

我像被什么神奇的东西吸引住了似的盯着电视画面。那是颇为难忘的印象：世界又一次浮现出来了。重大历史事件之类的，我并不在意，我只是从梦中惊醒一般再次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

乔雅又开始像我小时候那样入迷地读个不停起来。我的屋子里有什么书，她就随手抄起一本读什么，居然成了一个西方现代文学读者，对一些稀奇古怪的写法也不觉得不适应。她生日那天，姥爷和姥姥来家里待了一下午。他们俩在厨房里做菜，我打打下手，也陪着说说话。姥爷说妈妈是寿星，什么都不要做。她就在客厅里读《铁皮鼓》。姥姥不时从厨房里出去，递给妈妈一个炸茄盒之类的吃，就像对待小孩。姥姥问她，这书写的是啥？妈妈说，我刚看了一点儿，好像是个小孩不愿意长大的故事。姥姥说，想得美，要真长不大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又进屋给妈妈一截儿黄瓜，说，菜炖上了，这书你给我念几句。妈妈说，给你念你也听不懂啊。姥姥说你念念呗。我听见妈妈读了一句：“马路对面，我们永恒的星期日，画家日复一日地给韦斯特公墓的树木涂上越来越多的绿油油的颜料。”姥姥说，这是啥意思？妈妈笑着说，就是春天来了。姥姥甚是惊愕，说，这外国人说话可真费劲！我看还是中国话省事儿，春天来了，四个字，外国人说那么一大堆。大家都笑。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妈妈给爸爸留了一个位置，摆好碗筷，放了一杯啤酒。姥爷举杯对妈妈说，姑娘，生日快乐，咱们要往前看。

姥爷和姥姥蹒跚着离开了，屋子又冷清下来。

晚来欲雪，冬日天空一片蛋黄色，我站在阳台上，通过门上的窗子里看到乔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低声地念念有词，那是因为天黑了，她忘记了开灯，只好用读出来的办法来集中精力看清每个字。窗外—我们永恒的星期日画家日复一日地给思齐路的树木涂上越来越多的灰扑扑的颜料。

我走进屋子，帮她打开台灯。这一切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样。我好像回到了当年，看着乔雅、夏冲和夏冰待在屋子里，乔雅在读着什么，而夏冰正在小声地鼓动夏冲去找夏明远回家来做饭吃。

另一天晚上，妈妈读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她读给我听：

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

她继续读：

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援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

“写得真好，”历经了沧桑之后，乔雅说，“虽然不全吻合，但是就像在写我的心声一样。”

昨日的世界消逝了。没有訇然巨响，倒像糖在热锅里无声地融化。圆石城遇到了最强大的敌手：铅笔。土地财政的铅笔就像当年蒋可的笔记本上的军队一般无往而不胜，画到哪里，哪里就冒起一股轻烟，夷为平地。中华第二共和国，那时蒋可在笔记本上写道。腾空的土地被匆匆改造成住廉价宅区。到处都是脚手架，城市像个工地。道路被开肠破肚，又被草草填上，转眼间再被挖开。另一种形式的赫鲁晓夫楼，这一次由房地产商们主导，建成了。日子还过得去的工人们相互借钱—他们称之为“串换”，一种救急如救火的金融手段—支付了回迁差价，搬入了新居。小卖店、馒头店和咸菜店在新小区里陆续开张了。薄薄的水泥路很快就破碎了。

我们家也快拆迁了。附近的工地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了古迹，妈妈拉着我去看。“去看看嘛。”她说。我们站在原来是硅酸盐厂厂部的地方，面对着一个大得像露天煤矿一般的土坑。那里埋藏着辽代古城遗迹。谁曾料想，我们熟视无睹的土地下竟然层层叠叠地累积着往日的生命。

“要是我们能捡到点儿文物就好啦。”乔雅幼稚地说。玉？鎏金瓶？瓷器？铲平了，化为乌有。

马远哲如今获得了银行支持，通过资本置换的魔术成了私营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当我在第五医院的院子里碰到他的父亲马伯雄的时候，我冲动地走过去，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举动来。马伯雄扶着墙，弯下腰，咳嗽着，竭力地吐痰。他看着我走近，说：“夏冲啊？”我没说话。他伸出一只胳膊，说：“扶爷爷一把。”我搀扶着他走到了停车场，直到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带着没办好事情的紧张神色跑过来，把他扶进了凯迪拉克汽车的后座。一个月后，他死于肺癌。

奶奶齐凤珍死于一九九九年。至死她都不知道夏璐已经不在人世，家人一直骗她说夏璐留学去了。姥爷乔允升死于二零零三年，那是夏冰的女儿出生前的一个星期。我四岁时，他曾经问我：“有这么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做哪一个？”我说我要坐着，他告诉我，不对，你应该站着。他临终的那个中午病房里阳光耀眼，他却说：“天黑了，我要睡了。”言毕，溘然长逝。窗外，一朵乔启氏形状的小乌云，在天空一角浮现，迎接她的儿子。

在拆迁带来的混乱中，孙大炮的妻子，“你师母”，一天傍晚沿着太平梯走到临时租住的楼房的门口时被人割喉而亡。被抢去的皮包里分文皆无。当时孙大炮正在屋子里剪花枝。与城市的衰落同步，那是治安最为混乱的时期。小白，那个当初的鸭绿江街的小青年，下岗后成了出租车司机，一天下午在街边吃完一份一块五毛钱的麻辣烫，准备打开车门的时候被一颗自制炸弹炸成了几截儿。炸弹装在下水井盖上，目标是前方三米处一辆刚刚驶离银行的运钞车。假如人生是个断头台，而小白是卡尔顿，那么有一个真正的小裁缝陪着他，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缝衣女工，拿个小马扎坐在路边，靠缝补裤子上的烧坏的洞之类的活计赚点儿小钱，也被炸死了。

这一切，正是我站在窗前，眺望着西山的一抹黛色时想到的。晚来，往事在安谧中汩汩浮现。在那之前，我去了川西旅行。在岷江岸边，多年以前那个男孩的泪水又一次流淌在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