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夏冲每隔三个月左右回一次圆石城。赶上国庆节一类的客流高峰期，火车车厢挤得鸡笼一般，除此之外，坐火车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坐在窗边，窗外的光影便落在你身上一明一暗地交替。这时候，一种糅合了歉疚的惆怅便会涌上心头。一连几个小时，一首歌在他心中响起：

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

火车快开，请你赶快

送我到远方家乡

爱人的身旁

就算她已经不愿回来

那时的火车是绿皮火车。多是内燃机车，也有少量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开动时会发出巨大的声音，吼叫着，燃烧着，内部爆炸着。蒸汽机车的架势则要大得多，一旦汽笛响起便声震四方，喷吐出对于一个人造物来讲分量惊人的蒸汽，状如一小片云彩，久久悬在站台上方。

蒸汽机车来到小站，先是远远地鸣笛，然后减速，慢慢滑动，又一声短促的汽笛，像乐队奏出一声华丽的小号；然后它快停了，快停了，克制着惯性，终于停下了，发出最后的撒气声，像一位年迈的、脾气不好的、怀有恶意的将军，在一个文绉绉的场合坐下，公然地放了一个屁。

夜里，一串灯光，火车像一条在侧腹的鳞片间隐隐闪现火光的龙，掠过寒冷、木然而贫困的乡野。这一切都消失了。二十年后，铁路线上跑着的已经是子弹头高速列车，它是白色的、安静的，即使是白天，也像眼镜蛇一般亮着雪亮的头灯。上人下工的标志也不见了，代之以隶书“和谐号”。

离开家乡的惆怅也消失了。不要说六百里，便是六千里，也不过如同出门去了一趟便利店一般。除了那些贫穷的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在回乡之时，耳畔萦绕着《火车快开》，或者别的什么歌声了。人们继续做踏上旅途之前在做的事，回复电子邮件，或者翻开一本杂志，心无旁骛。当一个人半躺在宽体喷气式飞机上，通过高保真耳机听着《那么我将远走他乡》，也不再有什么切身体会。作为羁旅愁绪的客体的异乡不复存在了，相应地，家乡的含义也变得模糊。“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更是消失无痕。过去样式的罗曼史，无疾而终了。

这过去，耳闻目睹的一切，消亡了的、可以标记他的存在的一切，仅仅留在了夏冲的记忆里。那时，当火车驶过田野，他凝望着窗外的池塘、山丘和村庄。他用地理的距离丈量着今日与往日的距离。他感到那平凡的风景也是人生的礼物。在铁道边，不时闪过一座座碉堡和地堡。那是日本军队、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争夺铁路线的遗迹，太坚固了，历经几十年也未能拆除。

不过是一九四零年代的水泥而已—破碎机吐出的石头大便—却比人们的记忆牢固得多。

长途汽车则是破旧、肮脏的。与在小公共上一样，乘客们照例是热茶、瓜子，只是路途遥远，刚上车时精力四溢，不久便昏昏欲睡。更增添了耍扑克牌的骗子。车顶上载货，跟电影里的非洲乡村大巴相仿。有一次车顶装载了几十只猪仔，用网兜罩住。它们待在烈日炙烤的车顶上，想必滋味难熬。走了两个小时之后，猪仔们果然崩溃了，屎尿从车窗玻璃上像暴雨一样淋下来。余下的路程走了多久，它们便吱吱叫着排泄了多久。黄色的一天，该让梵高画下来。

我再也没有得到去看陈垚的机会。高三，所有人都进入了癫狂的复习状态，唯独我和小团体里的一个家伙无所事事，每天醒来便在宿舍楼前发呆。直到开饭时间，才慢吞吞移动到食堂去，算是找到了一点儿生活内容。校方巴不得我们不进教室，免得影响别人。我们便整日懒洋洋地盘踞在宿舍门口，禅定一般。可笑的是，我总是想：这是一生中最后的自由自在的日子吧。就好像自由过似的。

跟那个女孩我谈了一次，中心思想一句话：不打扰你了。“不能跟我一起学习吗？”她问。我问：“干嘛呢？”她说：“我们可以考到同一所大学里去啊。”我咧嘴笑了笑，问：“对外经贸大学？”

她一时无语，也知道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太过滑稽。我们之间的故事到此结束。她埋头苦读去了。

她如愿以偿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从此我再没见到过她。很多年后，我们都在北京，从无联系。只有一次，d县的高中同学组织聚会，我在同学录上查到她的电话，打过去，问她想不想参加。

“我不想去。”她说。我说我也不想去。“等一下，”她说，“稍等。”电话里传来一阵碎纸机工作的沙沙声，大约三十秒之后，沙沙声停下来，

她在电话里笑了，“那你打电话来干嘛？”

你很难解释，你只是偶然想给一个有着共同记忆的人打个电话，那会显得你??没有事情可做。

在禅定中，我开始设想自己将来的日子。大学考不上，就只能去当工人了。工厂招工是按片区的，思齐路的待业青年只有两个去向，要么是重型机械厂，要么是硅酸盐厂。重型机械厂不是那么好进的，我家在那儿又没什么关系，还是去硅酸盐厂的可能性更大。去硅酸盐厂的话，没准儿要干装卸工，背水泥袋子，干上几年，肩膀上就磨出一层老茧。我会娶个老婆，她会跟我吵架，就像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一样。她总是挑我心情不错的时候跟我吵，因为她不开心，所以看不得我开心。她发脾气，哭，摔东西，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喝醉了，打扑克还输了钱，她就把我的啤酒统统摔碎。

没准儿我会揍她一顿，要是不揍她，她就会没完没了。揍完之后，我很解气，又很烦闷。她就收拾东西，跑回娘家哭诉，她的哥哥就扬言要打我。也许真的打了我一顿。至少我的丈母娘，会打上门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终我要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向我老婆道歉，写一份保证书，按上手印，保证再也不揍她。这类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反正会有那么一大圈亲戚跟我捆在一起，就像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彼此刺得鲜血淋漓一般，互相折磨，从中得到无上的乐趣。然后我一个没忍住，跟这女的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像我一样，跟这世上的一切都闹别扭。这算是生活吗？也许算不上。可它没准儿就是我的生活。

我看见自己四十岁了，患了尘肺病，不知道在哪里喝了半斤白酒，从脸颊到胸膛都红通通的，坐在澡堂子里的瓷砖台子上，“哈哈”地喘着气，并不胖，可是浑身的肉都松弛下来了，像裸皮狗。

这一切可真他妈的有趣，我想。

可是夏冲居然考上了大学。如何解释这件事呢？难道他在那个夏天被幸运天使吻过？这个吻竟然确有其事。高考之前两个月，一个几乎被夏冲忘记了的人，乔雅，戴着一副抵御旅途风沙的墨镜，突然出现在了d县。在失去高考资格二十四年后，在初次炫耀儿子多么聪明十七年后，乔雅四十一岁了，预感到了儿子的悲剧命运，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个选择：死马当活马医。

她在一家招待所里住下，跟夏冲谈心，软硬兼施，使出各种伎俩，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她推心置腹：“妈妈理解考大学对你来说是个折磨，可它也是个机会，妈妈当年失去了考大学的资格，这一生过得多么遗憾啊。”她动之以情，潸然泪下，“你爸爸做生意亏本的时候，他去南方上货，你在这儿念书，夏冰寄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妈妈心情多坏啊？因为家里没钱，为了省钱，我一点菜都不吃，光用酱油拌饭吃。我就想，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失败啊。年轻时对人生有那么多的憧憬，可如今，怎么就到了这一步？你说妈妈为什么要活下去？已经不是为了我自己了。不就是为了你和夏冰吗？如果你体谅妈妈的话，就为了妈妈再努力一下吧。”她激励他：“人生就那么关键几步，你也是个男子汉，怎么就不能走好这一步？”她威胁他：“你别想着逃避。如果这次考不上，明年你必须复读，如果不复读，你就是想让我死。”她又给他减压：“只要这最后两个月你努力了，考不上，妈妈也不怪你。至少你努力过了。”

夏冲心情沉重，如在审判台上，感到万分愧对母亲，可是一想到癫狂般的复习，就感到既做不来，又为时已晚。他狠下心来，并不正面回应乔雅，只是催她回家。乔雅终于心灰意冷，竟然笑了，说，好吧。她不再跟他谈心，说在县城里转转，明天就回去。夏冲心情糟糕透顶，觉得自己伤害了妈妈。到了晚上，他又去看乔雅，问妈妈去哪儿了，乔雅答他，这个牌楼，那个佛塔，等等。顿了顿，她说：“下午我租了一个房子，这两个月我就住在这儿，陪你复习。”

夏冲目瞪口呆，看着妈妈的如来佛面对孙猴子一般的表情，恍然明白上当了，大发雷霆。母子俩激烈地争吵了一番，最终乔雅失败了，哭了，泪水淹没了皱纹，说，好吧，我也死心了，就这样吧。

当夜他们便退掉了房子，赔偿了房东的损失。次日，乔雅坐长途汽车回家，在公共汽车站，汽车就要开动了，夏冲才艰难地说：“妈妈，对不起。”乔雅笑中带泪地说：“不用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也许是妈妈。”说罢，用手指撩起他垂在额头的头发，在他脑门上印上了一吻。

这就是那个幸运天使的吻。夏冲又震惊，又难过，又感到某种异样的甜蜜。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他只是意识到，她还是爱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