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狄更斯描述得相当清晰、鲜明，无所不具，所以，那些画家们只能顺着他那使人着迷的眼力而丝毫没有自己的想象。他不像巴尔扎克，有着魔术般的眼力，能够让人们摆脱开杂乱无章的由激情形成的云雾。狄更斯的眼力是完全世俗的眼力，猎人的眼力，水手的眼力，一种能够细微观察人性的雄鹰的眼力。他的眼力喜欢捕捉细小特征。他说：正是琐碎小事构成了生活的意义。他可以观察到衣服上的污渍以及窘迫中无计可施的细小姿态，他能揪得住一个正在勃然大怒的人所戴的深色假发下边不经意间闪现出来的红头发。他能够觉察到细微之间的差别。在握手时他可以觉察到对方每个手指的动作，他能在微笑中觉察到脸部色调明暗的不同。其实，狄更斯在正式步入文学殿堂之前在国会里干过了许多年的速记员。那时他练就了把详细复杂化为简明扼要，用一根线条代表一个词甚至用一个很短小的彩云状符号来代表一个长句的本领。因此，他后来进行写作时就使用了自己独特的一种真正的速写法。他尽量用小的符号而不作全面概述，他从五光十色的纷繁的事实真相中蒸馏出观察到的菁华。

而对于人的外貌的细小地方，他敏锐的眼光十分令人吃惊。他不会忽略进入眼帘的任何东西。他的目光能抓住一个动作，一个姿势的百分之一秒，超过摄影机上的快门。什么东西都难以逃脱他的眼睛。经常进行一些值得重视的目光折射，会使他的观察力和敏锐度得到提高。这样的目光折射，不是像照镜子那样把物体以实际的比例重现，而是经过一面凹面镜的折射，夸大了物体的特征。他从物镜里把特征转变成加强的特征，漫画式的特征。狄更斯一直都在强调他作品里人物的特征，并让特征更加鲜明，还把每一个特征提升成为象征。他给大腹便便的匹克威克赋予了精神上的圆形。而瘦削的金格尔其精神也是干瘪的。好人成了具像化的完美，坏人成了恶魔。像所有大艺术家一样，无一例外地，狄更斯在创作中也进行夸大。然而他的夸大不是成就宏伟壮丽，而是使之幽默滑稽。通过他的描写，大家可以取得的无法形容的愉悦，这样的效果根本不是出自他当时的心情，也不是来自他的傲慢，而是由于这些东西位于他眼中值得注意的位置。他那异常敏锐的眼睛，能把任何现象保持生活的基础上夸大幻化成漫画式的东西和一些奇特美妙的东西。

事实上，狄更斯的天才也正体现在这种独特的镜头里，并不是存在他有些偏激的市民化的思想里。而狄更斯本人也不是理解人物内心的神秘的心理学家。他让那些处于或明或暗处的事物从神秘生长着的种子里生发出自己的独特色彩和表现形式。他的心理学不是胡乱揣测，而是始于可见的事物。他通过抓住外部现象来描写特征的。不言自明，他的外部现象是只有作家锐利的眼睛才能看得见的，是最新、最细微的。和英国伪哲学家不同的是，狄更斯同样也不是从假定开始的，仍旧是从特征开始。他捕捉心灵完全是靠最不引人注意的物质表象，并能够运用他那漫画式的奇特镜头使得在物质表象中的所有特征一目了然。他能够根据特征分辨出种类。他故意让小学教师的嗓音低弱，就连讲个单词也费力。这样人们都会想象到，孩子们肯定会害怕一个只要用力说话便会额头青筋暴突的人。

狄更斯笔下的尤利亚·希普老是两手潮湿冰凉，这样一个形象必定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就像人们忽然看见蛇一样不愉悦。这些外表现象虽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正是诸如此类的小事影响到人物的内心。有时候这仅仅是他描写时的一个忽然产生的怪念头，一个纠缠着人，能使人像木偶一样听从他做机械活动的奇怪念头。有时候他会用某个人的随从小人物来表现主人的特征，试想一下：如果山姆·维勒不存在，匹克威克会以什么样子出现？如果没有吉普，多拉会以什么模样登场？没有乌鸦，巴纳比会怎么样？没有矮种马，吉特又会如何？他没把人物的特征刻画在典型人物的身上，而是附着在那些荒诞可笑的影子身上。他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其实就是所有特征的总和。但是经过精心雕琢的特征，所以，能够互相协调，组合成一幅杰出的马赛克图案。因而，这些特征多数是在表面很显著的，能够引起人们眼睛对内容进行丰富的回忆，是一种模糊的感情回忆。

如果我们现在在心里呼唤出巴尔扎克笔下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的名字，高老头与拉斯柯里尼科夫，必然就会有一种感情，一种对献身精神的回忆，或对灰心绝望的回忆，或者是对激情混乱的回忆。如果有人对我们提起匹克威克，我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这样的图像：一个平易近人、挺着突出的大肚子，马甲的纽扣总是金光闪闪的绅士。很显然，人们只要想到狄更斯的人物，就如同想到绘画，而要是想到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就如同想到音乐。后两位大作家是凭借直觉进行创作，而狄更斯的创作则是复制式的。这两位大家进行创作的眼睛是精神的，而狄更斯创作的眼睛则是肉体的。他不会在感情受到梦幻咒语十倍热光的强制时，从而像幽灵般地从无意识的暗夜中升出来的时候来捕捉灵感；他是去那无形的影响能在现实中留下踪迹的地方去守候它；他需要捕捉灵魂对肉体的千万次作用，在这里，他不容有一次的疏忽。

他的眼力就是他的想象力，这对于住在人世间中间范围内的感情和人物形象是完全够用的。他的人物都是在适当温度下人的正常感情的立体形象。他的人物在仇恨中会开始僵化，变得很容易破碎；在激情的热度中又会融化，就像蜡会在感伤中融化一般。狄更斯仅是对那些爽直的性格获得了成功，对那些正处于由善向恶、由人到兽的过渡中的人，是没有获得成功的。他的人物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要么是技艺超群的英雄，要么是卑鄙羞耻的无赖。他们的本性都是先天注定的，要么额头上方有灵光，要么一出生身上就有罪人烙印。他笔下的世界总是在善良与邪恶之间摇摆，在感情丰富与冷漠无情之间摇摆。此外，他找不到别的任何方法能够进入这个关系神秘的世界——这个互相关联的神话般世界——的门径。宏伟的东西不是轻易能抓住的，英雄的气概是学不会的。狄更斯的悲剧和荣誉都在于：他始终徘徊在天才与传统之间，踟蹰于从未听闻与庸俗陈腐之间，也就是始终没有脱离过人世间所规定的轨道，只停留在那些可爱的、令人感动的事物中，驻足在惬意的事物和普通市民的事物中。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荣誉。这位田园诗人内心渴望悲剧，他也不断地在向悲剧努力。他始终只到达情节剧，他的限度也在这里。他的这方面的尝试都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荒凉山庄》、《双城记》在英国或许会被认定为是高水平的作品，而对于我们来说，很显然它们都是失败的。因为在里面它们勉强做出宏伟姿态。但在这些书中，向悲剧努力方面确实有些值得称赞之处。狄更斯在这些长篇中堆积了诸多阴谋诡计，突出了重大灾难，这犹如巨块岩石忽然砸落到主人公头上的人生灾难。他开动了惊骇和恐慌的整个机器。他的做法必然会召来雨夜的恐怖、人民起义甚至革命。不过从未出现过庄严的恐怖，他那恐怖仅仅是畏惧，是单纯的身体对惊骇的本能反射，而不是灵魂的恐怖。那种极为深刻的震撼——那种由于害怕而让内心呻吟并渴求在雷电风雨中得到彻底解脱的暴风雨式的作用，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狄更斯即使把危险重叠累积起来，人们也不感到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们，有时候会突然间凝视深渊。

人们一旦感觉到自己胸中隐藏的这种黑暗，只要这种无名深渊被撕裂了，那就会主动地急促地呼吸空气。人们也许会觉得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正在消失，会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阵剧烈的但是非常甜蜜的眩晕，人们会想倒下，会跌倒在地，同时又会感觉到在白热化高温的情况下无法区分得开愉快和痛苦而产生害怕的感觉。狄更斯笔下也会有这样的深渊。不同的是他把深渊打开，里面装满黑暗，给人们展示了深渊的全部危险，但是，人们并不感到害怕。当然，人们也没有享受艺术的最大诱惑——精神上跌倒而形成的那种甜蜜的眩晕。狄更斯笔下的人们总能够感到很安全，就像随时抓住了一个扶手一样。人们也都非常清楚，狄更斯是不会让大家跌倒的。同时也知道，狄更斯笔下的主人公不会突然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情和正义是这位英国作家世界里舒展白翅自由飞翔在蓝天的两位天使，它们会毫发无损地把主人公送过岩石裂缝和万丈深渊。狄更斯不会残忍，也就缺乏迈向真正悲剧的勇气。他多愁善感，没有英雄气概。多愁善感是对眼泪的企求，而悲剧是进行抗拒的意志。狄更斯从来没有获得过那种没有眼泪、无法言语，痛苦绝望的最后威力。

狄更斯所能圆满表现的最表面的严肃感情便是温和的同情，正如《大卫·科波菲尔》一篇中多拉的死。每次他准备实施真正重要的推进时，同情总是会出来掣制他。那用咒语召唤来的元素风暴总会被同情之油(往往是变了质的)平息。想要成为强者的意志被英国长篇中多愁善感的传统给压制住了。结局必定会成为一篇启示录：是最终审判，好人一定要往上升，恶人必然要受惩罚。可惜这种公道被狄更斯植入了他的大多数。那些卑鄙的无赖们相互谋害，最后归于消失；那些傲慢者和富翁们都破产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安乐舒适地生活。因此，这种地道的英国式道德意识的养分过度吸取，使得狄更斯创作长篇悲剧的宏伟灵感冷却下来。这些作品就像是为维持作品的稳定性而必须装配好的陀螺，它不再是自由艺术家自身的公道，而是一个纯粹的英国国教徒的世界观。狄更斯再次对感情进行审核，他不会让感情自由发挥作用。

他也不会像巴尔扎克那样任感情热烈奔放，而是用沟渠和堤坝将感情引入河道，来转动市民道德的轮盘。常识哲学家、教师、传道士、教士都隐而不现地与他同坐在艺术家的狭小工作室里。大家齐聚一堂，轮番对他进行劝诱：他写给青年的最好是一部严肃的长篇，这样才能起到榜样和告诫的作用，而不是那些毫无约束的实际情况留存在视网膜上的较短时间的感觉。当然，最终善良的信念得到了应有的报偿。温彻斯特的主教在狄更斯逝世的时候，站在他的作品旁边对着大众称赞说，可以放心地将狄更斯的作品交到孩子们的手里。其实，狄更斯并没有如实地描述生活，仅仅是表达了人们想让孩子们生活的憧憬式的生活，这也削弱了他的作品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对非英国人来说，他的作品中里宣扬和充斥的高尚品德太多了。能成为狄更斯笔下主人公，肯定是道德的典范和清教徒的样本。

在同样也是英国人的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笔下，他们很重视那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世纪的孩子们，在他们那里，主人公经常会打架斗殴，甚至打伤对手的鼻子，有的即便正在与自己的贵夫人热恋，也可以同时与这位贵夫人的侍女同床共枕，这都丝毫不会妨碍他成为主人公。狄更斯是不允许主人公有这样的丑恶行为的，他笔下所写的那些行为放荡的人也都是对现实生活没有损害的。那些放荡男子的寻欢作乐是因为始终会有个老处女不顾羞愧地纠缠他们。比如那个放荡不羁的狄克·斯怀韦勒，究竟他是怎样放荡不羁的呢？上帝啊，原因是他喝了四杯乡下啤酒，而不是按规定的两杯。他付款时又非常不遵守规章，平时他还不时地到处游逛，这便是全部证据。最后，有一个适当的时机他得到一小笔遗产并且十分体面地与帮助过他回归道德轨道的姑娘结了婚。狄更斯笔下的那些无赖也并不是真正的不道德，他们尽管有许多种邪恶习性，但都是高贵的血统出身。这种荒诞的英国式的谎言便是他作品的标签。狄更斯真正是伪装斜视的，他忽略自己所不愿看到的东西，把自己所有敏锐的目光从实际状态上转开。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阻碍了狄更斯将他内心深处热切所渴望的写成一部卓越的长篇悲剧。对这位艺术家说来，如果没有那个能遁逃入的自由世界的创作渴望，如果他没有令人愉快的、超越人间幽默的银色翅膀使他骄傲地超越沉闷地区，那么，英国就会把他完全拖进它当时特有的自我满足的平庸中，就会用那宠爱的胳膊把他夹得紧紧的并使他成为谎言的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