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卖牛肉饼最有名，也确是好吃，也许先入为主吧，后来入京，吃过东来顺的，馅饼周的，觉得与小楼的相比，都要拜下风。到小楼，如果钱袋不空，还可以大举，先饮酒吃菜，然后吃肉饼。菜，最为人称道的是烧鲇鱼，记得切成略小于方寸的块，外焦脆而内白嫩，也确是很好吃。说到此，必须加注一句，是这东行的大改善也只是“可能”而已，事实是如我们之阮囊羞涩，很少有这种可能的。但既然很少可能也可以留诸文字，那就再加说一种，是到大顺斋买蹲儿饽饽、糖火烧，带回学校，霜晨月夕品尝是也。大顺斋在小楼北向东的胡同内，也是回民所经营。两种糕点以外，是否还卖其他品种，不记得了，反正最出名因而远近畅销的就是这两种。也确是物美，记得当时是保证，如糖火烧（原料为红糖、芝麻酱），买后放三个月，仍如新买时那样酥而鲜。也带来遗憾，是很想吃而很少买，以致同班同学田君慨乎言之，说何时做了皇帝，一定枕边放满蹲儿饽饽和糖火烧，想吃就拿一块放在嘴里。

饮食说完，应该接说男女，就太难了，因为我们那个大院内，只有男而没有女，连教师、职工的队伍里也清一色，都是宝二爷所谓泥做的。但是于传有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性相近也”，我们泥做的也就有了恋慕水做的之性，而可以率性，那就无妨于课业之暇，行亲近（或只是想象的）女人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或说门当户对，我们想到的首先是，或只是女师范院里那一群。其时还没有舞厅和卡拉ok之类，亲近（也许只能说看看）的机会只有星期日逛大街的狭路相逢。要知道，那是20年代，女性上学的很少，物以稀为贵，同是师范学校学生，她们的地位比我们就像是高出一大块。高与低难得匹配，也好，我们就不会骋意马心猿，有任何非分之想。但狭路相逢，看还是要看的。但也不好过于露骨，不过装做因缘和合，无意中扫一眼而已。她们呢？女人的心总是神秘的，我们不知道。知道的是自己一方，总是觉得她们柔婉细致，可爱。可爱又能怎么样？幸而有自知之明，还是“断百思想”，回学校，去亲近晚饭的馒头和鸽子粪吧。

想不到1928年，政局的变化还带来男女关系的变化，有了（国民）党员，有了党部，就必致有党员出入党部之事。党员中有男师范的，也有女师范的，同出入一部，就有了远远超过街头扫一眼的机会。这是说，可以面对面交谈，以及发展，甚至终于如禅宗和尚所说，“不可说”吧？自然，这必是少数，因为地位不同，经常是低者趋前而高者躲躲闪闪。但少不等于没有，于是我们男师范就出了一些受天之祜的，现在还记得两位，是十班的荣在林（得傅宝珍）和十三班的纪庆恩（得田荣慧）。这样，他们六年毕业，有文君载后车，与我们大批的，对影成二人，肩扛被卷，走向另一条路的人相比，就真如刘晨、阮肇之走入天台山了。

前辈留影

用传统的著史传的眼看，师范学校学生阶层以外的，在学生心目中属于老一辈的，可传的人很少。但我这里是抖搂回忆，不是著史传，则回忆中碰到，幸而印象清楚并认为无妨留点痕迹的，也就想说说，姑且算做聊备一格吧。人不少，选能够凑些字数的，计有十二位，大致以印职教员姓名录的次序为序。

一、刘汉章。我们初上学时候他任校长，名濬清，宝坻县人。人中上等身材，很胖。举止迟缓，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是郑重、严谨。讲话有浓厚的宝坻口音。推想为人不坏，处理事情公正，任校长多年，像是背后没有流传过什么贬辞。政局变化，一朝天子一朝臣，他离开师范学校，去干什么，不知道。是40、50年代，我住北京后海北岸鸦儿胡同中间路北，不记得听谁说，他就住在同一条胡同的偏西路南，陪伴他的是他的幼子刘少章。其时十班同学刘旌勇住在鼓楼前以东方砖厂，我们多有来往，于是我们生今之世而行古之礼，即每到旧年正月一同登门去拜年，行鞠躬礼，呼为刘老师。他心中也不少古意，表现为既亲切又感伤。他老了，身体变为胖之后的消瘦，是否因我们而想到当年呢？这样延续了几年，我们的足迹也渐稀，后来听说，就在如此的寂寞中归西了。

二、萧绍先。我们初上学时候他任教务主任，名嗣宗，涿县人。他身材魁梧，讲话有些虚张声势，这是否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学生大概是这样看的，其时学生使才逞能的主要办法是为人（包括职教员和同学）起外号，于是送给这位主任一个外号，是萧力（读lie）巴（读轻声）。记得他常常在集会上讲话，声音不小而内容一般，也许夸夸其谈之后殊少作为吧，学生不怎么怕他。萧家在涿县可能是望族，单说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就有八班的萧士楷，十一班的萧士瑜，十二班的萧士桢，都是这位主任的子弟。都能考取，有没有评分之外的原因？无征不信，可以不想它。单说子弟入学的多，对萧先生也不无好处，是顾及同学的情面，我们就不好大声叫萧力巴，后面再加些不恭敬的话。也是随着政局变动，他离职了，此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三、陈宇初。我们初上学时候他任训育主任，名启舜，房山县人。他中等身材，偏于瘦弱。特点是面无血色，而且永远没有笑容，所以学生上尊号为陈朽木。举止慢条斯理，讲话细声细语。可是学生都怕他。原因之一，他是负责训育的，有训人之权；之二，你面对他，看他的面色，听他的语音，会不耐烦到难以忍受，恨不得立即逃之夭夭；之三，“陈朽木来了”的威力常在，因而见到就有些胆战心惊。怕，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是敬或不敬而远之。但这办法不能永远奏效，因为你总不能不上他的每周两（？）节的修身课。修身课是训育的道理化，要在课堂上实现之，执行者当然要是训育主任，即陈朽木。上这堂课，朽木的朽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表情，声音细小照旧，新加的还有内容的干燥，构成总气氛的死气沉沉。

想不到这种气氛却有另一种大力，是催眠，几乎是开讲不到几分钟，我们的睡意就袭来，表现为上眼睑下垂，说不定头还会点下去。我们当然不敢这样放任，于是挣扎，装做还有精神听。其结果是很苦。现在回想，在师范学校上课六年，课门类不少，教师不少，上课感到度分秒如年的也许不只一门，但考第一的必是陈朽木的修身课。也是随着政局变化，陈先生离职了。意外的是，若干年之后，确切时间和地点不记得了，总是在北京的某次会上，我遇见他一次。与过去不同，他和气，面上还浮着不少笑容。还记得听谁说，他熟悉陈先生，性格并不古板，常是说说笑笑的。如果竟是这样，那早年的表现为朽木，就是挑帘出来，表演给台下人看了。人要吃饭，有时就不得不把后台的本相藏起来，此亦人生之一苦也，偶一念及，不禁为之黯然。

四、王玉川。政局变化后，他曾任教务主任，名书薪，饶阳县人。只记得中上等身材，偏于丰满，风度是敞快加一些洒脱。他几乎没有什么善政、恶政可述，是否还兼任什么课也不记得了。这里说他，是因为有一次，片时间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表现的高风使我终生不忘。是政局变化带来不少新事物，其中之一推到台前的是（国民）党。且夫有台前必有台后，这台后是为公益，也许竟是为私意，张三拉李四，李四拉王五，到某墙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终于聚少成多，至于成群结队，手摇小旗，大喊拥护什么，打倒什么。且说这一次是为什么，如何联络，我都不知道，竟也尾随一群人，走往东南角四合院的南房（王玉川住在那里）窗外，齐声喊：“打倒王玉川！”其时是午饭之后，上课之前，喊声的间隙，听到屋里有答话，是“不用打，我早倒了”。这句答话泄了高呼口号的气，有的人有对证癖，挨近玻璃窗往里望，王先生果然躺在床上。已倒，用不着打了，来者只好如王子猷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是若干年之后，我攻乎异端，翻看禅宗语录，才恍然大悟，王先生这“早倒了”就是禅，可惜我尚无沙弥弟子之知，竟至交一臂而失之。

五、李星白。早期教我们国文，名锡庚，宝坻县人。身材高，不胖，却也不清秀。听说是个孝廉公，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刘校长慕名请来的吧？但时代已经不是《儒林外史》的，孝廉公就不得不维新。办法是上课，立而不坐，间以走动，大声念课文，讲课文，说古人韩柳好，今人鲁迅、周作人等更好。他讲课的特点是声音特大，所以也荣获个外号，李大吵。这声音高，证明他很尽责；至于我们的所得，总当有些吧，所以政局变化之后，他随着刘校长去职，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我们曾不以为然。

六、于赓虞。我在师范学校的后期他曾任国文教员，晏城县人。中等身材，面不白而清瘦。特点是披长发，总是沉思愁苦的样子。他像是任职不长，所以上课讲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今昔一样，出奇就可以扬名，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看《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以上三种，我是否读过，不记得了；但有一种，名《骷髅上的蔷薇》，我必读过，因为直到现在，它还卧在我的书橱里，也许还是作者送的吧。诗句都是“我将诗与剑在萧萧之白杨下做枕，让我在梦中杀死你无情之魔与神”之类。这样的新诗，我莫测高深，却对我有大影响，是畏而远之；万一有什么情意想用韵语表达，就投靠唐宋，学“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之类。

七、孙子书。我接近毕业的时候教我们国文，名楷第，沧县人。身细高而瘦弱，到通县教书是兼课，记得是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曾留校任助教，不久就到大辞典编纂处，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他讲课声音不洪亮，可是清晰，有条理。不知道有何证据，我感到他有学有识，人也温厚可亲近。之后当然是交往渐多，关系就近起来。记得我有事到北京，不只一次到中南海去看他。他单身住在西四所院内的西厢，由室内古籍之多已经可以推想他将来要走什么路。其时他身体还可以，乐观，钻故纸之余也吟诗。对我，以相知款待，还记得曾同往西单西黔阳去吃饭。大概时间不久，他就不往通县，专力研究他的通俗目录了。他体弱，可是勤恳，不断有考证的论文问世，得到老人物如傅增湘、新人物如胡适等的赏识。其后，为了广泛涉览通俗版本，他曾往日本、大连等处图书馆，结果写成《中国通俗书目》等大著作。

治学，他一循乾嘉学派旧规，走上“专”的路。出路呢，当然，只能登上大学讲台，或入研究所坐木板椅子。几十年间，他又写了不少，显著的有《沧州集》《沧州后集》等。可惜晚年不幸，碰上大革命，存书都丢了。书呆子，失掉书，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手批本，如何受得了？他先是懊丧，终于发展为精神小失常，挨到1986年，作古了。他到北京以后，我同他来往不多，原因，他的一方是学业以外少余力，我的一方是经常自顾不暇。是“地”假良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住的学部宿舍是国产的，不如北京大学继承的原燕京大学进口的房子坚固，他逃到北京大学，住在他甥女家的健斋。其时我住在北京大学女儿家，也逃，到健斋略西的红三楼。于是一下子我们成了近邻，又都干不了什么，就坐在未名湖边闲谈。其后自然又是分别。见面难了，一晃又是十年，他含恨走了。我有时想到他，又能怎样呢？也只是写几行不痛不痒的，收入《负暄续话》，以略表怀念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