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做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30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

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暑假一同被辞退，一同回北京。记得是1942年或1943年，韩兄接到林快青从上海来的信，曾到上海去看林，说林在上海混得不错，成为文化界、交际界的名人，甚至与抗战地区的人士也有来往。林并曾来北京看韩兄，如范式之登堂拜母。是1944年末或1945年初，林给韩兄来信，说他将接办上海《新闻报》，希望韩兄，并约一些有编写经验的人去。韩兄约我一同前往，我仍如往常之多幻想，以为变就可能有所遇，也因为与韩兄相交几年，已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就答应结伴往上海。决定一同前往的还有韩兄的门生谢溥谦。

这到上海的创新之行，相识中也有不以为然且明白劝阻的，因为木已半成舟，也就只好如箭之在弦，不得不发。家里人是惶惑，既担心远行会不利，又怕滞留北京会失掉亨通的机会。说实在的，至少是我，到整装的时候，也感到有些茫茫然。可是人，大至中原逐鹿，小至北里追香，百分之九十九是由冲动决定的，其时我们是已经冲动而继以决定，所谓义无反顾，也就只能（尤其对韩兄）装做若无其事，静候至时起程。时间公道，没有照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变慢，于是到了出发的6月22日，记得天已昏黑，与韩兄和谢君一齐登车。由北京到南京是熟路，没什么可看的；何况多半是在夜里，应该梦见周公之时。其时车慢，竟在车上过了两夜，东方发白之时才到浦口。由南京东行往上海是生路，又赶上大白天，可看的不少。印象深至今不忘的是过镇江北望江面，好像万顷碧波浮在地表，使人不能不惊叹帝力之大。

更不能忘的是过苏州，先北望，见虎丘，继南望，见城内佛塔，不由得想到桥畔帆樯，楼头佳丽。颇想下车：到（玄妙）观侧、阊门等地流连一会儿，可惜车不停，幻想随着景物的消失破灭了。补说一句，这幻想成为现实，已经是三十年之后，时间不留情，昔日的佳丽，也是欲求不知命而不可得了。还是抛开幻想，说现实，是车于下午五时余到了上海北站。先在吕班路会东道主林先生，然后，为了身心早踏实，到下榻之地霞飞路底湖南路（旧名居尔典路）。那是坐东向西的一个小院，院内有个两层上下各四间（？）的小楼。院门对着一片玉米地；由楼上东望，可见一些柳树和稀疏的平房人家。环境可算安静，但也有躲不开的吵闹，那是成群的蚊子，入夜真就其声如雷。幸而床头都有蚊帐，“屡战屡败”之后可以退守。楼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说我们三个之外的人，有半老男听差，中男管事，中女厨娘，青女秘书。何以要俱全？因为曾预想，要以这座小楼为据点，干点文化事业，求得大名大利。

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办《新闻报》的事不成了，正在筹划编印一种期刊。因为在筹划中，成不成，成，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不定中，我们，说积极些要等待，说消极些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不短，其间经过目见、耳闻、推想，对于林先生及其事业就知道得多一些。他精明，在上海滩的文化界有不小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可以通行无阻，比如办报，出期刊，就像是都阻碍重重。办报的想法落空之后，筹划出期刊，很可能不是来于什么事业心，而是骑虎难下。这骑虎包括已经铺开一个摊（租房、请人等），收就不容易（交代、情面等等）。在上海滩活动，要有钱，这钱是哪里来的？他曾说，他的有些正大的活动，军部里有些人不高兴，这使我们疑惑，他的身份也许与日本军部有关系。这类推想，我和谢溥谦出去散步的时候，间或谈到。当然不便同韩兄说，因为韩兄的为人，是决不会对好友有不信任的想法的。其实，我和谢溥谦，也没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加上由义方面说，我们应该从韩兄之后，由情方面说，林先生待我们客气周到，所以虽然背后有些议论，还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安之，不能总闷在小楼中，躲在蚊帐里。要出去走走，用上海话说是白相白相。可以括其要为三类。一类，就真是白相，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南京路，愚园路，福州路（也称四马路，书业集中地），等等，都到了。另一类，有关高级享用的，都是林先生招待，有华懋饭店吃，国际饭店喝，兰心剧场看，等等。还有一类，虽零碎而可称为大宗，是淘旧书。记得常去的是北京路、爱文义路一带，有些旧书铺，逛，也总能遇见一些可要的，其中不少是英文的。上海逗留不足两个月，买得的书却不很少，现在还记得，英文本《杨柳风》，广仓学会印《散氏盘》拓片，所得都不只一本。由买书又想到装订书，因为一直觉得有意思，也想说一下。

是离开北京那天的中午，忙里偷闲，逛东安市场中原书店，遇见一本英译《堂吉诃德传》，开本大，两部七百多页，收一千幅插图，纽约版（未注年限，看形式为19年代），缺点为封面已开裂并脱落，价不很高，买了。也许为了到上海消闲吧，就顺手装在出行的箱子里。记得是七月下旬，与韩兄游爱文义路书店，忽然想起这本书，问书店主人有没有精于装订的。书店主人介绍一位老师傅，姓王，住愚园路六十六弄合泰坊二十四号。我将书送去，要求化破为整，保持原样。过几天取回，果然工很细，比喻为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谢上天保佑，经过几次流转，这位在蓝色硬封皮上骑瘦马持长枪的堂吉诃德先生，由其骑驴的仆人陪侍，还是安然立在书柜之内。人不可忘恩，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不由得想到这位敬业助人的王先生，如果仍健在，该是百岁上下的人了。

学祖传的喜欢对称，要求对称，说了开心的，要接着说点不开心的。想了想，有一件，或说是遗憾吧，是有看看张爱玲的机会，只因为怯于识荆的旧病长久不愈，竟没有看看这位同族才女。说有机会，是因为其时她二十四岁，在上海，初露锋芒，林先生曾提到她。又因为其时她写文章不少，欢迎发表，我们编印期刊，当然可以登门约稿。只是因为对于名人，尤其宝二爷所谓水做的，我总是心动得多，身动得少，结果就“交一臂而失之”。其后是，她先则登上太平洋的彼岸，终于登上净土的彼岸，就真成为时乎时乎不再来，后死者对于先死者，又能怎样呢？说一声安息吧。

适才说到编印期刊，这是往上海的本分事，似乎应该加细说。其实则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的，原因主要是，一切取决于林先生，我们只能吃现成的。这现成的是直到七月中旬，才决定出版个16开、页数不多的周刊，名《上海论坛》。何以如此之晚才决定？据所闻，困难、曲折也不少。但最终总是成了。紧接着是编、印、校、卖。编之前要有文稿，大部分是外来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由林先生负责约。我们也要写一些，记得主旨是说些与时事不近的看似公正的闲话。跑印刷厂，校，由谢溥谦负责。出版之后如何推销，我们就不管了。这样，勉强支持了三期，连我们也不知道有何意义，迎来八月，两个原子弹落地，局势大变，这期刊未发讣告就寿终正寝。

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八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

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瓢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

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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