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是战争加社会混乱时期，物价总在不断地上涨，所以换了个收入比原来稍多的职业，家有老小，生活还是很困难。借了挤入文学院的光，有个教大学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闲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学曾雨田和大学同学李九魁的光，没有费力，就找了两班国文的兼课钟点。勉强可以糊口了，可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何况教国文还要改每周几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做“天命之谓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实行两面，依想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仍然不满足，至于被动走入实际，不能得烤鸭，可以安于馒头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后可以啃牛皮，只要还能活，就安于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这种常人哲学，所以日日夹书包奔走于这个教室那个教室，感到劳累，感到烦腻，也就只能安之，或说混一天说一天。

但业余，仍会有些时间，或说仍愿意挤一些时间，做自己习惯做的。这仍是老一套的三种，读书、买书和写些可有可无的文章。读书与生计关系甚微，至少是不直接，这里可以不谈。买书呢，与生计有关系，而且是复杂的。买书要花钱，纵使是来于地摊的廉价品，积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买了油就不能买醋，柴米油盐方面的日用也会受些影响。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还有不定的外快性质的稿酬；二、家有贤妻，不读书而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信念，买书花了不很少的钱而家门之内还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种关系，可以称为消极的。还有可以称为积极的，是买书和写可有可无文章的相互促进。

其时稿酬的标准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长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换来十几元或二十元，而买旧的鲁迅著作，如常见的《南腔北调集》不过两三角钱，少见的《引玉集》不过一元钱，稀有的《死魂灵一百图》不过两块多钱，还是太合算了。人是善于打小算盘的动物，因而觉得合算，就既高兴买，又高兴写。自然，高兴写，主要原因还是多年来已经养成学而思，有所思就愿意拿笔的习惯。当然，任何时代都一样，思可以无拘无束，写则只能是无大违碍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时代都一样，乱一阵子，稍平稳些就要“永庆升平”，或粉饰太平，办法的一种是编印各种形式的读物，急就章是出版报刊，慢慢来是出版书籍。内容，最欢迎歌颂的，即变换多种花样喊万岁的。也欢迎不喊万岁也不骂骂咧咧的，因为唯有也流荡这样的声音，才可以显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统治下的街头巷尾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总而言之，是沦陷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报刊多了，名号，形式，性质，都多种多样。

前面说过，鼓楼时期，以认识张子杰的因缘，我曾用一些与时事无关的文章换来一些稿酬，补贴日用。语云，物以类聚，就在鼓楼时期的后一阶段，由张子杰以及他编的报刊向外扩张，认识一些也在报刊界活动的人物。其结果自然是登门要稿的主顾渐多，有文不愁卖，诌文的量也就渐渐大起来。这情况直到离开鼓楼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值得不值得具体说说？比如都在什么名堂的报刊、用什么笔名发表过什么文章，想了想，还是不值得。理由很多，只说一个主要的，虽然没有说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写究竟不是什么名山之业，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说个幸而，几乎百分之百，经过多次变乱，都飞往无何有之乡了。剩下的一些是记忆，泛泛的是灯下雕虫的苦心，具体的是通过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现在还今雨也来。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还是话归本题，谈生计，是借了卖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书之外，还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减少了不能算很小的经济困难。

但是语云，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无论如何，那是乱世，人的微力充其量只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价上涨。而上涨就会引来生活困难，其后随着来的还可能是天灾性质的疾病。物价上涨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还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记得单是长女就手臂骨折两次。人都知道钱有用，而在食不能饱、有病须治疗的时候就更知道钱有用。可是钱之来又谈何容易！不得不挣扎，想办法。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也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见齿冷，产量也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惯于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由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来往，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

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命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以领一些钱和一些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任何时代，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那就无妨顺水推舟，想想这类问题也好。于是想，先是千头万绪，如乱丝，继而一理再理，终于理出个头绪，或说集中为两种认识，可惜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皇甫谧《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因而与一切理想一样，由价值方面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绝不可能。这来由仍是前面说过的，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就成为，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那么，就扔掉理想吗？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没有各种类型的害群之马制造人祸；这必难实现，就只能反求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际多数人咏叹的气节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可见生而为人，纵使个别的心比天高，就绝大多数说，还是永远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做第一义的。何以这样说？可以举史实为证。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异族，正是最宜于讲气节的时候。顾亭林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到易代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新计岁法三十一岁，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誉为好样的。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比顾亭林小五岁，易代之时二十六岁，剃发，投考，中副榜，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认为无面目见人，著作结集，题曰“壮悔堂”。而不久之后，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比顾亭林小十九岁，易代之时十岁，剃发，投考，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作古之后谥文简，就不再有人说他没有气节，应该与侯方域并列。还可以举个比王士禛大三岁的，徐乾学，易代之时十三岁，也是剃发，投考，中进士，做高官，没有人耻笑且不说，连他的舅父顾亭林像是也视为当然，如《亭林诗集》卷三《答徐甥乾学》尾联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显然感情是很热乎的。这就是世态，可以见人心的世态！

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坠地到盖棺论定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总是苦于坎坷太多，而表现于心情，就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难道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上海之行

由上一个题目“生计”所写可以看出，其时我的生活情况是为能活（包括妻女能活）而奔走，而挣扎。天塌砸众人，人祸同样也是伤害众人。但人之常情，关于苦乐，人总是先想到自己。《易经·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我想，或只是感到，不应该再这样混下去。有两种机遇使这穷则思的“变”成为现实。

先说前一种属于送的。记得前面曾提到，我有个师兼友的熟人于澄宇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学问不坏，人狷介，也就难免不合流俗。其结果自然是经常穷。这“穷”还兼有古今二义，古义是不能达，多碰壁，今义是常常缺衣少食。我们住得不远，有些来往，也谈得来。是1943年后半年吧，他也是穷则思变，不知以何因缘，到西北转了一圈。是未有所遇吗？不久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记得是过了旧年的正月，曾来看我。他谈到外出，情况却含含糊糊。我不便多问，就心照不宣作别。三个月之后，现在还记得是1944年5月13日，侵晨，天还不很亮，全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开门，冲进来的是持枪的日本宪兵。问明姓名，说有事，让我跟他到队上去一下。还翻一下抽屉，拿走一本日记。仓促出门，上车，车绕西城，才知道被请去的还有友人毕奂午和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质学家裴文中。

未被蒙目，知道车是驰向前门外，至珠市口转东，走不很远，到路北一个门前停住。进去，被关在西院坐北一排平房的一间里。时间不大，就被传到一间行洗澡（把人的头部按到一个水池的水里）之刑的小屋里。见于澄宇先生裸体站在水池中。审问的是捕我们的那个宪兵，后来知道名河端富秀，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汉语。于先生不愧于先生，见我进来，慷慨激昂地对审问者说：“你抓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我们不过见一面，我只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出路，就回来了。此外什么也没说。”审问者沉吟一下，把我送回牢房。房里还囚禁几个人，难友，同难相怜，只几分钟就熟了。也就了解许多事。这个宪兵队部原来是天津会馆，是北京有名的人间地狱之一，任务是消灭抗日活动。于先生曾往西北，有抗日活动的嫌疑，所以被抓进来。抓我和裴文中，目的是调查于先生的底细，因为我是于先生的朋友，裴文中是于先生的亲戚。

拉我去让于先生看看，目的是暗示于先生，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不必再隐瞒，没想到我们反而借此通了气。其后不久，又传我一次，问于先生跟我说过什么，我照于先生的述说重复一遍。以后若干天，又传问我几次，问的不再是于先生的事，而是文学院的学生情况。我说我只有上课时候看见学生，下课就回家，同学生没有来往，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我还是这样说。这样，过了整整六周，大概觉得再囚禁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河端魔鬼传我去，说可以放我回去，但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他，并问“怎么样”，我不说话。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把我送出大门，让我走了。到家以后，家里人都痛哭，邻居多来慰问，可不在话下。意外的是，于先生以及毕、裴二位都早已放出来。我才明白我是受了教学与大学生有接触之累。这累还有余韵，是连续几个月，这位河端魔鬼曾上门访问几次，仍希望听到什么情况。我装做在家养病，不出门，他终于绝了望，才不再光顾。

在人生的旅途上，入一次地狱是大事，事后回顾，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曰有。一件是关于经历，我算是眼见身受与平安、幸福、温暖、诗意恰好相反的一面，那是恶意加残酷，而这恶意、残酷以及与死为邻，都是人（也不得不称之为人吧）自己制造的！我没看过目连戏，推想必有刀山、油锅等等，但那是戏，在与阳世性质不同的阴间。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地狱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有恶报，他们失败了，投降了，这苦难的回忆就可以一笔抹杀吗？我是多虑主义者，有时就想到我们本土之内的各朝各代的酷刑，莫非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联想及此，我感到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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