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三，马隅卿（名廉）病故。马先生是专治明清戏曲的，在北大讲史。他血压高，1935年2月的一天下午上课，以脑溢血突然倒在课堂上，也就没有救过来。学校的教师老老少少，有的难免先西行，可是死于教室，总是太突然，所以就全校都为之一惊。我没听过马先生课，可是知道他在搜集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成就之大，觉得像这样的一位，竟至没有认识，总是个不小的遗憾。

意外四，孙以悌投海。前面讲过孙以悌。一再讲他，是因为北大虽大，出现这样的奇人也是使人吃惊的，论学问文章，充任文史教授，不只没问题，而且必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呢，强调“应该以众生为念”，即使我们不或不能这样想，听了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可是他就在将毕业之前，先则焚稿，继则出走，终于人不见了，轮船上剩有他的行李。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跳入渤海。噩耗与他的一部分著作（《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三统术便蒙》等）为人所知，学校的平静空气立即动荡起来。对于他的轻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殊途同归，都觉得太可惜了。这种惋惜的心情促成暑后的追悼会，出席的人不少。

意外五，浴室坍塌，一死一伤。红楼后面偏西有两三间平房，为男生浴室。1933年或1934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红楼某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轰隆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课以后才知道是浴室房顶塌下，室内有两个学生洗澡，一死一伤。死者是江南人，听说学校已经去电报通知家属。这意外事故使男性学生都有些后怕，所以也就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

意外六，天津女吊。大概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忽然传来消息，西斋有个女的夜里吊死了。许多人去看，我也好奇，随着去看。在西斋最北一排的空房里，因为等待法医检验，人还吊着。是个年轻女子，闭目，面色惨白。我只是眼一扫就赶紧回来，但也后悔到那里去看，因为连续几天，那悲惨的景象总在眼前晃动。出事之后不久就得知内情，这个女子是天津来的，与住在西斋的北大学生葛志成（？）有恋爱关系，女方痴情，也许男方真就负了心吧，女方绝望了，就寻了短见。人命关天，葛因此被判徒刑，据说是七年。

最后说一件大事，南下示威。我1931年暑中考入北大，照例于9月初开始上课，只是十天八天就九一八事变，日军于沈阳发动侵略，中国军队不抵抗，眼看东北就陷入敌人之手。全国民心愤激，北大当然更不例外。大概是10月中或后半吧，由什么人发起（只说现象，因为内情如何，只有局内人知道），全体学生在第三院体育馆集会，讨论救国之策。北大一向以自由散漫著名，集会，都踊跃参加的事是没有的，这一次虽然仍旧贯，出席的人却相当多，总不少于多半。有人上台讲话，可不在话下，然后是讨论如何行动。有人提议到南京去请愿，即要求抗战，眼看就通过了，忽然有人（记得在台下正中）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该向它请愿，应该示威。”接着是很多人喊“对”，没有不同意见，通过。

其后是有人带头或负责，组成“南下示威团”。如何参加，如何编队，何时起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参加的有二百多人，我熟识的只有同屋陈虞朴。我参加，还包含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推想陈虞朴也是如此，我们一路就相依为命，同吃同坐；有所疑，共同研究，两个人的主意比一个人的多一倍，也就可以换得安慰。沿路有人照料，或说指挥，用后来的语言说，这是组织，我们应该依靠它。出发之时，听说学校已经向南京打了招呼，让北大的旧人，如蔡元培、陈大齐等，关照我们。显然，这也就通知了南京当局，北大去了一群学生，要向不抵抗的政府示威。一路平平静静，初次经过济南、徐州等地，感到新奇，也就兴奋。车终于到了浦口，轮渡过江，水大，更是见所未见。到下关，不久进了南京城。果然有人关照，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大学。

还要休整，我和陈虞朴借机，游了近处的台城和鸡鸣寺。听说有人来劝导，不要上街示威，并说救国大计，中央自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

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糊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天津一年

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八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