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北京大学。记得是1988年，母校存世九十周年纪念，承校刊编辑部的人不弃，让我写纪念文章，我再思三思，比喻为嫁出去的女儿，得机会就想夸娘家如何好，得的陪嫁如何珍贵，于是就写一篇《怀疑与信仰》。文章具在，不宜于重述。但也可以说说主旨，是深知信仰（用旧话说是“闻道”）之可贵，而所得只是怀疑精神；化为思的实行是，凡事都要追根问底，比如一个高而且大的，至于学说、主义之类，说是好，正确，确凿无疑云云，我就总想问问，为什么？而不幸，几乎所有的宣扬为好为正确的信条，都经不住这样一问。经不住，由理性做主，就得扔开；都扔了，还剩下什么呢？自然只是怀疑精神，即不信。

接着还来了第二次，这在前面也说过，是主要在40年代，因为早已发疯，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就多念西方的。多为哲理，也有心理和政理。杂，所得很难理出个头绪。但也无妨采用各取所需的原则，只说一点点与本篇所说有较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仍始于怀疑，加用分析的方法，以求辨明真相，并求其所以然，最后只接受一点点，无论用纯粹理性的眼看还是用实践理性的眼看，都不得不接受的。所谓不得不接受，是指我们的世界是有而不是无、活比死好之类，子曰诗云必正确、天子圣哲之类不与焉。二、人同样是充满欲望的动物，没有例外，所以某人为天纵之圣的说法必不可信。三、不可信的逻辑推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能得到平安幸福的保障，支配自己的权力要自己紧紧握着，不要因信天子圣哲的假话而交与所谓圣哲。总之，基本精神仍是不信。

心态的第一宗说完，接着说第二宗，不能扔掉悲天悯人之怀。依照孟子的想法，我这不能扔掉的话可以不说，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说，显然是因为不信孟子的话。何以不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现象恰好能够证明，有为数不少的人，如上上下下的红卫英雄，并没有恻隐之心。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以有没有恻隐之心为标准，人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看到别人挨整，以致服毒、跳楼，心里不好过，也就没有勇气加入红卫英雄之队去整人。另一类是没有，看到别人受苦，以至丧命，心里舒服，也就乐得用己力或借人力，迫害一些无力反抗的。何以同为“万物之灵”，同为天覆地载，竟有这样的大分别？推想请孟子、荀子，以至今代的变态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等等聚于一堂，研究、讨论，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够说清楚。只好知难而退，以至退入蜗居，只对镜照照自己。

因为是照“心”态，映像就不能不复杂。儒家推崇“仁”，佛家推崇“慈悲”，我举双手赞成。记得昔年还曾写打油诗，有“愁看并（读兵）刀割鲤鱼，天心人欲定何如”之句，以抒发一时的不忍之心。可是这不忍只能迈出几步，比如屋里还置备蝇拍，见到苍蝇、蚊子，就一举而置之死地。对马牛羊、鸡犬豕之类呢，也只是走孟子的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说，自己不杀，却同样吃烤鸭和酱牛肉。这就由佛门的慈悲下降为常人的“人道”，由天理方面衡量，应该算做颇为可怜的吧？但幸或不幸，我们生而为人，也就只能行人之道。鸭、牛之类，不管了。人呢？可悲的是，还有不少的人，偏偏不以人道待人，如日日映入目中、灌入耳内的批、斗、喷气式以及服毒、跳楼之类皆是也。我，虽然已经由慈悲下降为人道，但究竟只是降到这里，对于以迫害人为乐的多种非人之道就不能不痛心。痛心，苦也；还要装做不痛心，就成为大苦。

最后说心态的第三宗，既怕苦，又怕死。关于这种心态，像是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就算做不争气吧，总是来于“天命之谓性”，除了顺受或兼畏之以外，又有什么办法？但也未尝不可以争辩几句，是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才子佳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是有钱安空调，有病住医院，这是不怕苦、不怕死吗？事实是怕。有人会说，我们不是也常听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恕我还是用不先进的眼看世态，然后说：“那是说了给驯服工具听的，而需要驯服工具不怕苦、不怕死，正是因为自己既怕苦，又怕死。”争辩完，光荣也罢，不光荣也罢，反正我只能“率性之谓道”，也就愿意尽己之力，争取少受苦，活下去。而且不只此也，如果环境容许，说说道道，甚至由动口走到动手，所求，也仍是较多的人能够少受苦，平安地活下去。

心态三种，不能信受许多冠冕的奇谈怪论，看到许多人受苦受难心中不忍，希望自己能够平安过关，三种同住一地就合为一体，并很快分泌出一种《处世奇术》，其中大关目是演戏，即心中知道是假的，让观众觉得唱念做都很用力。关于演戏，以文化大革命中所见为限，也是一言难尽。推想有些人，至少是主观上，不觉得是演戏。如我熟识的一位就是，造诣高，高到凡是上方讲说的，布置的，即使异人或异时合不拢，也都信为天经地义。我觉得这是一种境，道家设想的“丧我”，佛家设想的“破我执”，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高山仰止而苦于做不到。至于一般造诣没有这样高的，以对待副统帅为例，一夜之间，由逆风香十里变为臭十里，心猿意马稍慢，就会跟不上。跟不上而不容许掉队，也就不得不演戏。再有如那些有位的倒翁，主观上一贯忠于革命，忽而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喷气式，心中不会“多闻”打倒声而“阙疑”吗？但疑也不能不喷气式，也就成为演戏。喷气式所演是主角，与主角对比，我之所演就成为“龙套”。

龙套，可以避免喷气式，但也要折腾，记得还加过班，即照常规应该回家面对妻子的时候也不能回家。干什么呢？开会，学习、讨论，以便能够正确而更深入地理解，总，文化大革命，分，某措施的伟大历史意义，当然要经常有。同样经常的是写大字报，泛论，比较容易，具体，揭露某某，批判某某，就比较难。知难而退当然不成，这就不得不启用《制义丛话》中的妙法，把毫无意义的说成像是煞有介事。再有是参加批斗会，社内社外，永远不发言，也几乎不听发言，只是随着举手，喊口号，领头的用十二分力，我减半，至多六分。还有一项是看大字报，这就不能心不在焉。社内社外有别。社内是事或关己，就要全身心投入，即使其上未发现自己的大名，也要据以推算，总的，运动的趋向，零星的，某人是不是要倒，以及倒到什么程度。社外呢，记得常到北京大学，也到过清华大学，主要是想了解运动的趋向，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人已经亮牛鬼蛇神之相，被赶入牛棚，自己就要有精神准备，说不定哪一天，也会照方吃药。

说良心话，现在回想，其时的演戏，所费之力未必超过现在的率尔操觚，可是感到相当苦，原因是自己未曾入富连成坐科，演戏，作假，只是为活命，就连自己看着也拙劣不堪。有时也就不能不怨天尤人，心里想（接受祖传的因果报应意识）不知道哪辈子没干好事，赶上个不演戏、不作假就不能活的时代！

红卫风起

参考远年的历史，参考近年的多次运动，我知道，大小官们的倒地，到处是批判和大字报，以戏曲为喻，只是楔子，正文必还在后边。但究竟要怎么发展，只推想必是愈演愈烈，而具体表现为什么情况，当然谁也不能知道。不知道，而是轻说，利害攸关，重说，性命攸关，所以又不能不关心。曾以人之“性相近也”为依据，推想大致会怎样变。但一想就不免于毛骨悚然，因为人一旦变平静为狂热，就必是任何违情违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世间没有桃花源，怕也只能等待。于是等来大动荡的8月，各学校，由中等到大专，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于18日集会，得到上方的支持。要干什么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有简要的说明：

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工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引自《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1页）

学昔人读经之后要写正义，这里也要说说看后的体会。造反，这里用的不是古义；古义是指陈胜、吴广一流之揭竿而起，或如唱《别姬》的楚霸王所说，“彼可取而代也。”代，是把原来坐在宝座之上的人推下去，换为自己坐。红卫兵不然，是名号上有“卫”，卫谁？当然是卫坐在宝座之上的，所以虽名为造反，性质却同于奉旨骂贼。但这就更不能轻视，因为比之陈胜、吴广，力量会大得多。也就因为力量大，其后就随来许多“敢”，许多“打”，所求呢，不再是昔人的“治”和“平”，而是“乱”，“越乱越好”。至此，稍有常识的人就会预感到，旧的秩序，连带“法”（假定有），以及更渺茫的“情理”和“德”，就都有灭亡的危险。而如果竟至这样，我们还会有什么呢？显然就只有混乱和恐怖。而不久之后就证明，这所怕的种种就真来了。

关于所怕的种种，想留到后面说；这里先说说，对于“狂热”，我曾有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要承认，狂热也是来于人之性，因为有生就有所求，如果求而难得，而又迫切希望必得，就会情爆发于中，化为狂热，不计一切去求，结果也许就真能得到。这祥说，是狂热能产生大力，也就可能有大用。但这大力，惟其既大而又有突发性，就最容易抛开一切拘束，胡来。为了避免胡来，尤其个人扩大为群体，就要多靠理智和平和；万不得已，也要用理智节制狂热，求用大力建大功立大业时心地仍能平和。还可以加深一层说，理智的出生地是知识，狂热的出生地是愚昧，为了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就要全心全意靠知识和理智，而不利用愚昧和狂热。要靠理智和平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个更重要的理由，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讲的。他说，人同样是充满欲望的动物，所以率性而行，就容易趋向“野”，也就会胡来。为了能够有个人人都能活并趋向文明的环境，要以“文”化之，即多靠理智和平和，使人之本性能够就范。还要牢牢记住，趋向文是难事，要长期努力，而如果放任，退向野却非常容易，于是来于千载之功的文就必致毁于一旦。

这退向野的趋向先表现为一种远离思辨的迷信。思辨是哲学、科学领域内求真知的方法，即凡有所断定，要有合于逻辑的根据，或者说，相信为合理，要有证明其为合理的理由。来于狂热的迷信是不经过思辨，就断定某名称某口号为天经地义。所以这样的判断，性质是宗教的，不是逻辑的。但惟其不是逻辑的，就最容易与狂热合为一体，化为行方面的大力量，于判定一切不合己意的种种为错误之后，就动手消灭之。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少，只举一个例，是西方中古时代的宗教裁判所，用教徒的眼看，他们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在这“正确”的大旗之下，许多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就活活被火烧死。

迷信加狂热，汇聚为大力，最容易表现为憎恨异己，并立即化为行动，消灭异己。于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狂热的力量为有力且有某种企图者利用，成为更大的力，进而消灭异己；另一种，有并行的两股或更多的狂热力量，都憎恨异己，结果就成为相互残杀。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都必是社会的混乱，某些人受苦受难，直到不能活下去。还有可悲的是，事过境迁，精神方面的后遗症，短期间必不能治愈。

也就因为有以上这些想法，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我都不赞成狂热，或者说怕狂热。就说是理想吧，我总觉得，个人，立身处世，应该清醒，用建基于知识的理智指导行动；对人，即使不能爱人如己，也应该多宽容，虽利己而不损人。扩大为考虑社会环境，求人人为曾、颜，以“德”治天下做不到，也要依靠“法”，以便人人知所趋避，不容许以别人的血肉来满足自己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欲望。总之，我盼望的，甚至说渴求的是，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

可是，与希望的相反，红卫的风刮起来了，吹来高度的狂热，吹来“敢，敢，敢”，吹来“打，打，打”，吹来“乱，乱，乱”，显然，之前是“少法”，现在就变成“无法”。狂热加无法，未来（应该说即来）的情况会是什么呢？自然只有天知道。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忽然想到太平天国，也许晨昏要加上拜天父天兄吧？接着又想到义和团，也许要受命挂红灯、拜大师兄吗？但愿只是拜，而不被放在应该扫除的一群里。不信而接受拜，也是一种“让步政策”；至于让步之后能不能换来平安，又是只有天知道。且夫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所求是人定能够胜天，专由这一点看，我们也应该设祖账，送走狂热，并大声告诉它：“不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