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有宰相高位的谢安也“伤于哀乐”（重在哀），哀什么？下面有话，是“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读wu，不快活）”。“宰相的肚子能撑船”，思想感情就更难捉摸。还是躲开官，说我自己的，是，怎么说呢？只好学獭祭，抓住点什么就摆出来。是总有这类的感觉：一、终日忙忙碌碌，干的事都是不值得的，即没有意义，但又不甘于没有意义，而意义是什么，却又想不清楚；二、身边有人，手中有事，却总像是还缺些更重要的，这更重要的是什么，也想不清楚；三、去日苦多，认为不当这样再混下去，可是如何改弦更张呢，不知道；四、有想望，而且心情很迫切，可是，苦于不知道想望的究竟是什么。结果就成为五，“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或时时感到有空虚的苦。

这苦是来自厌世吗？像是正好相反，因为显然还是有所求。那就是来自求而不得吧？伤心的是所求是什么，有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影具在，抓却抓不住。也曾利用存于头脑中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分析类比，然后猜想。所得有两宗，也许都是胶柱鼓瑟甚至隔靴搔痒，但既然曾这样想，也无妨说说。

用分析法，先把佛家所谓六根中的“意”一劈两半，一半是“思想”，一半是“感情”。先说思想，我是受到英国小穆勒《自传》的启发，知道思想方面的空虚，是还不能有所“信”。这信不是零零碎碎的信，如二五等于一十，直到这一家的醋比那一家的酸之类，而是重大而总括的安身立命之道，即怎么样活下去就心安理得。小穆勒在《自传》里说，也是中年，他不能树立所信，感到茫茫然；后来终于归依边沁，确信“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人生价值所在，应该努力求其实现。有了目的，即找到人生的意义，他不再苦闷。我感到茫茫然，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也找个什么主义，供在心灵的龛里？我也念过边沁，也承认讲治平，不得不顺着这条路走，但这条路只是常识的，求安身立命，只走到常识那里就未必够。不过无论如何，他的以树立信仰治茫茫然的处方则是值得参考的。可惜的是，接受处方不难，也许由于病太重，服用而求能够生效就不那么容易，这是说，经过思的一再折腾，我还是未能树立信仰，也就未能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再说感情。古人谈人生，常说“饮食男女”，两项都是人之大欲，欲与情紧密相连，可是究竟有远近之别，饮食较远而男女更近。这样，可以不可以说，感情方面的感到空虚，是还不能有所“爱”？说也说不清。说不是，如我后来追思往昔时所察觉，是常常因感到“春光易逝，绮梦难偿”而怅惘，绮梦，总不会没有“香沁藕丝裙”式的人物吧？可是转为说是，问题就会挤来一大堆。缩减为两个方面。现实，由所见直到所闻，可指其名、可道其姓的，假定真就能够来入梦，我就可以化茫茫然为有所归依吗？想了想，像是力量还不够，而且不止此也，盖梦总不能不断，断之后呢，自然又是柴米油盐，也就又不免于茫茫然。那就看看另一面的遐想，可以到记贤媛的书里去徜徉，也可以到记狐鬼的书里去徜徉，保证都会有所遇，可是这遇至多是片时的，掩卷之后，成为望美人兮天一方，其情况必仍是茫茫然。所以感情方面的不能安身立命，纵使原因真是还不能有所爱，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的。

无力解决，而又不能“安之若命”，于是想到退一步的路，用《苦闷的象征》之法发而泄之。斟酌体裁，诗和散文难于容纳，戏剧过于敞亮，可用的或说合用的是，而且宜于长篇。决定到有余裕之时动手写，题目就用“中年”。主旨明确，是“中年伤于哀乐”，这哀是有渺茫而强烈的希求，因注定不能得而彷徨，而怅惘。能得当然好，也许中年以后会有希望吧，那就再写一个长篇，曰“皈”。算盘打得很如意，并以为“行行重行行”，只要不早归天，总会走到有余裕之时。所谓有余裕，是大环境，容许私情和私见驰骋，小环境，安坐斗室编造各种情节，到饭时能够有饭吃。于是怀抱这样的理想或幻想，仍然往下过。一日日过去，一月月过去，一年年过去，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动笔。不动笔，有原因。增添了自知之明不能算，因为还没走上胡博士的路，“尝试”。什么原因呢？两本不一样。《皈》简单，是无中不能生有。无，是还没有找到所皈。有近年的所写为证，举两处为例。

一处，或多处，触及人生之道，都奉《礼记·中庸》的“率性之谓道”为指针，而不问前面那一句“天命之谓性”是怎么回事，如此命有没有意义。“命”是根本，或上推，第一原理，“吾斯之未能信”，当然就谈不到安身立命，不能安身立命即无所“皈”。再说一处，是有时讲到自己的生活之道，也就因为不能树立玄学意义的所信，而又不愿意活得没意思，就不得不甘于“自欺”，比如手托一方不值大雅一笑的什么砚，要勉励自己觉得有意思，而不问究竟有没有意思。总之是无所皈，也就不能动笔写《皈》。未能写《中年》是另外一种情况，或说另外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力量较小，是身心不得不随着各种运动而运动，比如大炼钢铁时要到大街上去捡铁钉，大办干校时要到干校接受改造，此外还要高举小红书，大声喊万岁，直到弯腰低头，听批斗，因而就不能安坐斗室。另一种原因力量甚大，是时代新了，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你愿意动笔吗，欢迎，但不管写什么题材，用什么形式，都要走旧时代试帖诗的路子，始于破题，终于颂圣。显然，我幻想的《中年》就大不合时宜，明哲保身，是趁它还没有出生，就葬在佛家六根的末一根，“意”里。

这所葬为未成形的中年的苦。说苦，不由得想到佛家，太子游四门，所见之苦为生、老、病、死，其中没有中年。我的经验，老之为苦，主要是感到所失过多；中年呢，是有所求，虽强烈而渺茫，也就总是求而难得。失，或可用旷达这味药对治；求而不得，因为是在中年，想旷达就旷达不起来吧？若然，则中年之为苦，其程度也许超过老年。不比较也罢，还是总的看人生，纵使天心向善，人祸不来，表面看，饮食男女都没有什么困难，想取得心的安然终归是很难的，每念及此，不禁为之慨然。

佟府旧迹

我教中学的经历，先后总有十年以上，1935年秋起天津南开一年，1936年秋起保定育德一年，1946年春起北京四中一年，1947年春起北京贝满女中四年，此外还有育英中学、土木学校等地。其时男女还不能混合，只有贝满，学生是女的。且说在这女校，时间长，自然经历的事情就多。也因为时间长，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可怀念的人和事也较多。自然，经历的事情多，其中也难免有不可意的，人生难得开口笑，还是以先说、多说可怀念的为是。

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天无私覆，高高在上，没什么可说的。说地，前面说过，初中部在灯市口西口内，高中部在灯市口东口内。校内都清洁安静，能够使人暂时忘掉各种争夺。初中部院内有公理会的教堂，虽不很大，也是尖顶指向天空，可以引导人想到形而上。高中部还保留着旧（清初佟国维）府第的殿堂，至少我觉得，比现代化的楼房多有肃穆之气。总之，在我教过的几所中学中，就环境说，我最喜欢贝满女中。

以下，说重点的人。人过多，只好挑一些常常萦回于头脑中的。学生，离校后有来往的不多，先说。初中教的时间不长，只记得一个，名孙亦林。是80年代前期，有一次我到复兴门外广播电台去干什么，她在电台作曲，听说我要去，在门口等我。见到以后，拉住我的手，往里走，过几道门还是不放。她说她在初中，喜欢音乐，我鼓励她顺着这条路努力，她的有今日（作曲得奖？），都是由于听了我的教导。她感恩的话显然说得过了分，但我另有所取，是我这个被许多人看做不前进的，还有昔年的小姑娘并没忘记我。

我也感恩，或说深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别后就填了一首《浣溪沙》，上片云：“漫道萍踪聚会难，秋风斜日电台前。称名识面忆当年。”由初中的小姑娘就过渡到高中的大姑娘，这就多了，计有王德静、李爱冬、李迎祥、陈贞华、蒋雯、林如等人。来往最多的是王德静，她住东城演乐胡同，在鼓楼附近化工学院任课，离我城里的据点都不远，常骑车帮我办些零碎事。又连续几年，冬天，她约我和李爱冬、李迎祥，在她家吃饺子。她们三个人包，并买不少下酒菜，看着我一个人喝酒。屋里火不旺，可是人情的暖意还是能使人感到热乎乎的。是大前年吧，王德静去了法国巴黎，常来信，说想回来，因为心脏不好不允许上飞机，又家里人都在那里，未能如愿。我劝她不要回来，可是有时想到心目中的孩子们围着我，看着我喝酒的情景，也不免有些感伤。

转为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不少。依编职教员录的通例，先说掌校政的人物。教会学校，代表教会的有个寇教士，应该坐首席吧？她是美国人，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大概是独身。人，看外表，丰满健壮，既有严谨的一面，又有和善的一面，住在佟府的后院，到前院活动的时候不多。我同她几乎没有交往，有一点点印象，是她回国之前，一次谈话会（也许应该称为质问会或批判会）上得到的。任何年岁不轻的人都知道，1949年是有大变动的一年，前半的2月，解放军开入北京城，后半的10月，建国，于是以这一年为界，仅是在佟府，寇教士的地位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据说，其前，有些人是勤出入佟府后院，满面笑容呼寇大妈的；其后，还是这些人，视寇教士为来华侵略的敌人，当然也就不再出入于佟府后院。这还不够，想进一步，让寇教士也改变观点，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办法是惯用的小组讨论，宣扬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记得是在北海五龙亭，寇教土安坐，听发言，千篇一律，都是美国怎么坏。坏之一是不民主，如总统就不能代表人民。我记得很清，听到这里，寇教士说：“他代表我们，因为是我们选的。”这句话对不对可以另说，她在被围攻的逆境里还说己之所信，总是可敬的。其后，美国人不再吃香加不是“孺子可教”，寇教士处理了家当，回国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再一位是校长管叶（xié）羽，人瘦小，因为已经入老境，还有点驼背。严正，忠于事业，规规矩矩办学，以求学生都能成为有知识、有能力、品行端正的人才。他寡言笑，与教师和学生都接触不多，可是校内上上下下都敬重他。我敬重他，还因为有那么一件事，表现他有容忍的雅量。来校比我略晚的曹家琪与我有深交，也教国文，一次上课，忘记为了什么事，管校长进了课堂。曹误会，以为是查他，当时发了脾气。管校长平平静静退出来，还向曹表示了歉意。这是有道的长者之风，就是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所以后来每一想到，就有得见今之古人的感慨。也是建国之后，大概他自己也感到原有的一套不能适应新环境，就把校长的职位让给陈哲文，其后不久我也离开佟府，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有古风的长者。

接着说陈哲文，任校长之前我们已经很熟，而且谈得来。他中等身量偏高，不胖，如果是青年，就可以称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据目力特别明察的学生说，面部左右不匀称。我没看出来，只觉得透着和善，对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身方面还有个特点，内脏的位置与常人相反，是某次透视发现的。这都关系不大，还是说为人，他是既正派又能不忘世故，于是表现为通达。这种美德，在今昔交替的时候也许再好不过，因为多方面都能接受，纵使一日千里的人物还会感到美中不足。至于我，就借了他的这种美德的光，离开佟府时没有多丢面子，而且得个远为容易端的饭碗。这是建国以后，我的脚步跟不上，又没有学会言不为心声，渐渐就引来堂上堂下的不满。眼看这碗饭不能吃了，哪里去呢？是他，先给我安排了立足之地，然后在举杯小饮的桌面上告诉我，“还是离开这里，去做编辑工作吧。

”我不好问他，这样的安排，是碰巧有这样一个工作，还是认为我不宜于再面对学生讲话，上穷碧落下黄泉，才找到个可以只拿笔、不说话的位置的，如果是后者，那就如三国虞翻所说，“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他就是这样的“一人”。就说是机会使然吧，如果立足于今日，回头看看，四十余年，我得平安，甚至小名小利，应该说主要是他之赐。我离开佟府以后，他后来转任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忙，我经常自顾不暇，见面的时候不多。近年来他也退了，住在王府井街西大阮府胡同一个平房院里，设备不齐全，土厕所要走出院门。我应该去看他，因为忙，只是托他的儿妇岳女士（也在我们社的大院内工作）向他问候。是去岁（1995年）初冬，我在病中，不记得听谁说，他本无病，洗脚时忽然跌倒，急救无效，于9月下旬作了古。又是一次，应该见最后一面而未能做到，每一想到，就心不能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