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名李芝銮，因为是独生女，养得娇，愿意找个读书人，托终身，所以年过二十还未出嫁。女的祖父是个秀才，祖母是新安世家曹家的小姐。女的未出外上学，家里有家塾，读书也不少。当然精于刺绣，还能唱京剧。因为只母女二人，就常常随着母亲住在外祖家。昨家里来人，他问过，正好在外祖家住。听了介绍，我的设想的印象变一些，心里想，耳闻不如眼见，看看再说吧。且说就到了10月10日，李君和我，还有李君的五叔父，三个人，早晨由保定上火车，北行不远到固城站下车，改乘骡车，东行十八里就到了他们家北张村（东距容城县城八里）。时已近午，饭后在街门内的柜房休息。李君则由到家就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地位是导演。演员中，我知道演什么，女方不知道（怕我不同意，女方难堪），他的夫人也蒙在鼓里。他让他夫人饭后去接女方，就说有点急活，求她来帮着做，加说一句：“一定要接来！”下午，女方来了，由柜房前过，我远远看到，穿一身浅粉色衣服，很窈窕，原来也是剪发、大脚。其后，我们在李君的住屋里见了面，虽然还有李君夫妇在场，她也是坐立不安，很少说话，说就粉面含羞。

短时间我的印象，她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是地道的旧时的大家闺秀。这一场演完，很明显，接着就该我表态，如何决定呢？后来想，其时还是佛家视同蛇蝎的情欲占了上风，我略考虑之后就点了头。所考虑是这些。其一，我是常人，面壁，参禅，口头说说，心里想想，都可以，实行则必做不到，那么，有“新人从门入”的机会，还是开门纳之吧。其二，清秀温婉，我喜欢。其三，加个纯理方面的理由，是虽然远走保定，心则有时还在动荡，为了化动荡为一块石头落地，最好是筑一个有另一女主人坐镇的新巢，我把己身交给她。

其四也许更重要，以行路为喻，东方是新，我兴致勃勃地往东，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很自然，会觉得应该转身向西，即复旧，以期不再有头破血流的危险。总之是我告诉李君，我愿意，然后原路回保定。其后是演刘媒婆的李君也不易，曾兼说一点点假话（如说比我小，实际是长我一个月有半；说能唱京剧，实际是不能唱），傅朋同意了；孙玉姣呢？仍须努力。据后来所闻，是除了说我人如何好、学问如何大之外，还迎合乡村的心理，说家道如何富足，又亲身往城隍庙，找个瞎子，给两角钱，为我配个好八字，之后是八字到家，找另一个瞎子批，说命太好，前途比官还大云云，她母亲与诸姨皆大欢喜，亲事就成了。

两厢情愿之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说配我这个洋学堂毕业的，女方也应该用新颜色染一下，即到保定的某一个学校混个资历。人已经是我的，这件事就交我办。我知道这个想法必不成，可是使人（所谓新亲）扫兴的话不好出口，只好说试试看，于是女方就来了，住在我同班同学李耀宗的住处，已故画家姚丹坡的半弓园。我们不能不常见面。她确是温婉，谈起近事远事，她都不表示意见，由我做主。成婚的事，我很厌恶旧习俗，也为节省，主张到北京，约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聚会一次，算做正式通知，礼成，她也同意。记得是12月上旬，我们一同往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贤公寓，照计划，与友人欢宴，游游市场，买点用品，就回了保定，一件大事就这样办完了。

其后是我们就过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虽简陋而安适。次年暑假来了，我们到北京暂住，想不到就遇见七七事变，不能再回保定。路不通，她也就不能回娘家看看。其后是北京有了穷而陋的家，她支撑着，饥寒而无怨。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年也过得不慢，就到了1966，大革命的暴风刮起来，与她熟识的西邻被抄家，女主人用刀抹了脖子，她抗不了这刺激，很怕，精神有一点点失常。幸而抄家之风不久就过去，但据我观察，她的内心深处遗留了病根，表现为容易起急，有时甚至拍桌子。但通常还是脾气好，能忍。这使她虽然瘦弱，还是能够高龄。是1986年夏日，我们到北戴河住一周，算做结婚五十年纪念。近两三年，她脑力退化，近事，如司马温公之旋踵即忘，可是她仍在计划，到明年，1996，能够庆祝结婚六十年。

五十年，六十年，这样的婚事，该是合于理想了吧？像是也不好这样说，因为，仍用上面说过的理论衡量，我们并未始于浪漫主义。她的感情以及表现是旧时代的，嫁谁，护着谁，甚至舍己，却并不火热到总想抱住卿卿我我。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就没有感到过有这样的火热。合于理想，要是情人变为夫妻，或情人变为夫妻和情人的混合，而我们，只是夫妻，纵使是能够唱随的夫妻。但我们也有所得，是就不会有火热的衰退，由积极方面说是宁静，比喻为春秋两季，虽不热，也不冷。有人也许认为，与动荡不安（轻如怨恨，重如分离）相比，这宁静是较可取的。如果竟是这样，就等于承认，在婚事的大伦方面，旧的也不是毫无足取。用妇女的眼看，这大有男本位之嫌，也是一种落后吧？真是一笔糊涂账，留给电子计算机的专家去算也好。

也有我清清楚楚，用不着别人去算的，是她的为人，也想说说。先说可以为训的一面。其一是宽厚，总是以善意对人。外人的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关系远近，交往多少，都说没见过这样好的，待人总是那样和气，那样热情，见着高兴，离开就想，长时期不见，再见到就掉眼泪。也确是这样，比如现在，我们老了，却还能吃能喝，几个昔年常聚会的朋友则都已先后下世，因而周末或星期日就经常门庭寂然，她常常想到他们，就说：“那时候多好，平弟，他刘大伯，老李，星期日就来吃饭。现在没有人来了！”她退而取其次，是有生客来访，尤其是女性，带着孩子，她就热情招待，拿吃的，泡茶，陪着拉家常，人家告辞，她诚心留，表现为舍不得。对我当然也是这样，或更是这样。我缺点很多，她像是视而不见；见，也决不向她的亲属说。

我的生活习惯，推想有的她未必同意，但她还是表现为赞同，比如现在还摆在案头的乾隆时期砚山，是40年代难得温饱的时候，我在一个挂货屋子见到，定价十二元，没舍得买，回家同她说，她劝我最好还是买了，不然会后悔，才壮了胆，忍痛买回来的。对我，她总是这样克己，吃穿等小事，她主持，让我占先；我有时任性，触犯了她，她也会不痛快，但一会儿就若无其事，她说她向来不记仇。她也有所记，是怀念旧事，她现在老了，日常无事可做就翻腾她那十几本相册，对着一些人的昔年的留影出神。其二是脾气好。这与她的宽厚有关，但她是好得稀有，所以值得单提出来说说。这也容易说明，是除了对我，有时候争吵几句以外，一生没有跟谁说过带怒气的话。她不是不骂人，是“不会”骂人。这一点，她自己也明白，所以有时谈及自己的脾气，就说：“李大姑娘故意把水泼在我门口，我绕着走，也不说话。

”绕着走是能忍，但能忍也是稀有，要列为其三，也加重说说。她出身世家，而且是闺秀，嫁我以前，没进过厨房，没到商店买过东西。出来以后，用小煤火炉做饭，要买这个买那个，干这个干那个，“是可忍也”；难忍的是到了北京，七七事变以后，立刻就没饭吃，秋风乍起，连夹衣也没有。我观察，她真的是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悔和怨的样子。这样的坚忍地面对穷困的态度，她是整整维持了四十年。其中还有50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每月只领十几元生活费，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卖家中旧物，换柴米。我是穷小子出身，出头露面卖破烂，也会很为难，她当然更是这样，可是她没有表示为难，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里去了。还可以加说个其四，是她淡泊，不见势和利眼开。她的亲属有经商（自然就难免加点欺骗）发了财的，她每次谈到就表示厌烦，而对于我的一些存书则爱护备至，所以有时我想，如果有掉书袋的机缘，我就有资格大写其“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再说不足为训的一面。其一是能力低微。说这一点，有轻视她的嫌疑，但既是事实，也就只好说。有的人，如我曾与之结邻的北大物理系李守中，虽下肢残疾而多能，在汉中参加乒乓球赛，他能打败许多健壮的高手，取得冠军；夏天，厕所顶部（老房子，很高）铁管滴水，他能悬起一块塑料布遮挡，我始终想不明白他是怎么上去的。我的这一位是正好相反，比如室内的电灯泡坏了，买个新的，她是必不能换旧为新。总的说，除了幼年在家乡学的一点点技能以外，一切生疏的，她是既不会做，又不想做。做，也是慢条斯理，不想快，想也快不了。我有时起急，甚至想到天之生材，——后天的力量也许同样不小吧？总之，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她是没有自立的能力，更不要说走出家门，创点什么业的能力。其二是，也许正是由于能力低微，她就谨小退缩，除了每天常规的作息以外，她是什么也不敢做。大事，听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或徐敬业提笔写檄文，她怕；小事，比如我登桌子换个电灯管，她也怕。她自己的事更是这样，只举两件为例。

她识字，估计也未必不能写，可是有时我们不在一地，我写信，她不写，不是无话可说，是怕写不好。又，为了节省她缝缝连连的精力，60年代初买了缝纫机，于今三十年过了，她没试用过一次，起初我还劝她学，她说：“我学那个干什么！”我知道这是怕，变为不怕是不可能的，也就听任缝纫机占一块有用之地，作闲居之赋了。其三，她还有个我始终不明白其来源和用意的奇怪习惯，是藏物（包括废品）而不用，我多次表示反对也不能改。先说可用的，比如为了轻暖，买个毛毯，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箱子，我问，她就说：“有被子，用不着。”又如亲友送点食品，不是必须立刻下咽的，也是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缸，时光不停，经过夏季，必是生很多虫子，发现，扔到垃圾堆上。还有不可用的，是新务虚风制造的各种商品的外面光的包装，实为废品，她也惯于藏，于是已患地少人多的住屋，此角落或彼角落，就挤满这样的外面光。你据理说这些都是无用之物，以请出去为是吗？她只顾舍不得之情而看不见理，且夫情，坚固工事也，难于攻破，我也就只好视而不见了。

至此，可以为训加不足为训，为这样的婚事定等级之性就不难了，是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

婚事说完，还想依制义旧规，说几句因“观我生”而来的感慨。共有三点。其一，单说常人常态，有生以后，都不得不面对饮食和男女两方面的问题，我的体会，男女问题比饮食问题远为难解决。人人有理想或幻想，而你能抓到的只是现实，而现实是经常与理想或幻想有或大（多见）或小（少见）的距离的，就是说，你总不能想什么有什么。其二，想而有，靠机遇，想而没有，也靠机遇，而机遇，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走火入魔者认为可求助于《易经》或什么瞎子，可不管），我们想到它，也只能仰天太息而已。其三，万不得已，还要反求诸己，用东方哲人惯用的内功，即必要时候，对人不求全责备，自己“忍”了。

伤哉贫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