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做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彀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50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

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50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做失策吧？

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佩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

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马先生的功绩也许不小吧，可是时移则事异，在自己年甫过知命的时候，竟受到革新派的轻视，被动靠边儿了。难免有“老了，不中用了”之叹吧？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听马珏说，她念北大预科，升本科时，是遵马先生之命，选政治系。马先生此命是出于一种妇女翻几千年被压迫之身的大志，其意若曰，学政治，入政场，一旦鹏飞上青云，也让男性明白明白，天生女儿身，也未尝不可以叱咤风云，超过男子汉的。上青云，尤其女性，是大好事。但是语云，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马珏，还差几个月毕业，竟远走上海，结婚了。其后是找个远在青云之下的工作，养家，生孩子，终于没有入政场，直到健康情况日坏，治理自己也困难了。总之，就马先生说，许多事，应该大有成而结果是很少有成，除“畏天命”之外，还能怨谁呢？

黄节。黄先生，字晦闻，我也写过他。本系的师辈，在我毕业之前归道山的有两位，他和刘半农（复）。刘先生年刚过不惑，全校感到很意外；黄先生年逾耳顺，虽未及古稀，总是已入老境，听到噩耗后一惊也就过去了。说到“老”，出入红楼的名人还有几位，如崔适、刘师培、吴梅和辜鸿铭，我都没见过。前者老去，后继者也就成为老。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做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只一位。在红楼，据我所知，或所闻，这方面，跳出藩篱而且名声在外的只有陈独秀，是好作狎邪之游。用旧的眼光看，纳妾还可以划入规规矩矩一类吧？我们也就只好这样看了。据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说，黄先生作古以后，遗砚也是如夫人拿出来卖的。这都是旧，可取也罢，不可取也罢，总是都一去不复返了。

孟森。孟先生，字心史，我入学时候年六十有四，以齿德论，是比黄晦闻先生还老一些的人物。特点与黄先生不同，黄先生是“旧”，孟先生是“朴”。他住红楼以南不远的马圈胡同，我们常见他走出银闸口转东往红楼。一年四季是粗蓝布长衫不新奇，新奇的是青布圆口鞋竟是家做的。我们向来不同他打招呼，因为确知他必看不见（高度近视），而且心里一定正想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即使视力不坏也不会看。上课也是这样，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他花白头发，小个头儿。学问却既丰富又实在，所以还是合于一个“朴”字。他是明清史专家，我选他一年课，就是明清史。

他的大成就是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这说得也许真就不过分，比如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隐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