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无罪”之声犹在耳，冠加在头上了，你辩解吗，不低头认罪，处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这件事上，走在后面的诸位就有福了。走在后面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推想数量不会小，是不信。这就产生一种阴错阳差的情况，是好心人倒了霉，有机心的人占了便宜。这也可以称为“偶然”吗？也真有所谓偶然，我的两位治语法的同行，张君和徐君，都在某学院工作，参加提意见会，张先发言，长篇大论，晚饭时散会，徐的发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工人说话了”，徐看到，顿悟，说：“工人说了，我就不说了。”于是变多牢骚为多歌颂，张加了冠，他就还可以坐在家里喝白干。因信而加冠而困顿的张君是门外的，再说两位门内的。一位是凌伶，与我同龄，旧学底子厚，通诗书画篆刻，任图书科科长。

其时旧书多，价廉，社里买书舍得花钱，他经手买了大量的国学方面的书。我们交往不少，合得来。可是不知道他何以会不检点，说了逆耳之言，加了冠，发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体不能适应，受了冻伤，到医院割掉脚趾，入残废之列，才得妇唱夫随，回了太仓。另一位是龙在田，据说通俄语英语，在外语室工作。有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也许在肃反运动中受些打击吧，整风来了，号召鸣放，他就鸣放。记得看过他的大字报，说某运动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过了不久，他加了冠，成为双料的反。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去，在社里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常看见他在工字楼右边的空地上砸煤。头上有两顶帽子，小红卫兵当然不会放过，对待的办法是用棍子打骂，兼以往脸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没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修养，终于有一天过午，溜到街西口外，蹿到无轨电车之下，解脱了。

由“信”迤逦而下，我想置身于现在，即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再说几句。这一回“真”交心：我是万不得已才说假话的；如果说真话不算犯罪，我同于一切还没有丧尽良心的人一样，是愿意以真面目见人的。以下就以真面目，先说对整风，后说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借禅宗的语言来说明，用运动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顿悟的可能，立意也许不坏，至于实效，那就成为另一回事。即以整风为例，设想是敲打几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点的可以揩掉，所谓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动，不合己意者顷刻间变为合己意，岂不妙哉。可是发动之后，事与愿不尽合，或大不合，回报的声音竟有说自己身上也有泥点的。依理，已经宣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应该平心静气，或对镜，反观诸己，看看有没有泥点。可惜称孤道寡惯了，没有这样的雅量，甚至没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轻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后又是走老路，用压力求一切不如意变为如意。

压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难，未加冠者战栗，有间接的，是都三缄其口，不再有人敢说真话。表面看，人都服了，但属于假冒伪劣，真想用就未必顶用。所以我还是老脑筋，总觉得还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对，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爱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视并诉诸压力的感情。严格讲，治国平天下，要靠理智，“众志成城”，信任理智就要远离个人的感情冲动。其实，靠压力进行的运动都来于个人的感情冲动，因为非众志，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与愿违。仍说整风，作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最大者，其后许多举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总是值得还没有忘记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再说说对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与凌伶、龙在田诸君比，我是幸运者，或用夸张说法，胜利者。但如一切胜利，来之不易。也分为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说。由思想而产生战略战术。这战略战术还来头大，曹阿瞒尊重的《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说知己，是确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还要加上兼怕自己的亲近人受苦和死；对压力呢，不要说没有抗的力量，是连逃的力量也没有。再说知彼，也有来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书本和现实。书本，当年喜欢杂览，除了东方的“学而时习之”，“道可道”等等之外，还看了些西方的。专说西方的，也是杂，其中有些是谈治平的，读了，对于制度、治术之类就略有所知，联系实际说，对于“权”，就不只有所知，还有些怕。再说现实，有所闻，有所见，还是权的问题，常常是不只不能抗，还不能测。这样，知己和知彼相加，趋福避祸之道就成为装做心悦诚服，百依百顺。思想如此，就真换来平安。改为说感情就情况大变。前几年写一篇《直言》（收入《负暄续话》），末尾曾说这种心情，为偷懒，抄在这里：

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案有宁可挨打也不说假捧场话的轶事），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惭愧完了，想想，难道一年有余，就没有一点可以算做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吗？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1958年，整风的后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楼上西北小屋，无事可做，废物利用，简化不再试用的汉语课本，编一本《汉语知识》，于1959年出版。其二，我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有时还到书画店看看，就在这时期，从琉璃厂宝吉斋买到一件高南阜（风翰）的书札，六开，左手，至精，语云，自求多福，我的发明，更上一层，还可以化苦为乐，此即其一正也。其三，还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还没设计，鼓励鸣放，就出现不同形式的鸣放，其中一种是演出此前不准或不宜于演出之戏，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双出，双怕婆和活捉三郎，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花旦戏，表现人生的不拘谨一面，大道多歧，似也不无可取。还有可取，是功夫纯熟至于出神入化，其后不鸣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广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末次省亲

我从1925年暑后到通县上学，寒假暑假都回家，其时心情是以家乡为“家”，就是不能衣锦而还，衣褐走入家门，看见以摇尾表示欢迎的狗，心里也是安然的。1931年暑后离开通县，走入北京大学红楼，自己没觉得身价升高，可是生活渐渐变为复杂，或者说，不知不觉地增加了独立性，关于家，就像是旧和新平分了天下。但这是就心情说，改为就时间说，情况就大异，是长期在外，间或回家乡也只是住三天五天。唯心论，纵使是三天五天，还多有叶落归根之感，因为父母健在，幼小在生长，就是鸡犬，也没有改变长鸣、摇尾的老样子。1947年土改带来大变化，先是全家逃亡，其后回去，只剩下几间空房，也就不再有自己院里的鸡鸣犬吠声。但人之性，故土难离，又离乡背井谋生不易，也就只好用忍和挣扎的两条腿走路。幸而亲友邻里还有些不阶级的旧思想意识，明或暗，援之以手，渐渐，也就又建立个仍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家。

我是中间人物，其表现之一是，对上一代，封建主义，要生养死葬；对下一代，社会主义，尽完养、教义务之后，不求还报。这样，父母在家乡，除不断寄点钱之外，有时就还要回去看看。不能勤，也总要不少于一年一次。眼所见不同了，但旧形貌还多有，就还可以温昔年的美梦。1952年又来个大变化，父亲于元旦之晨病故，依旧礼，家无主，就更不像儿时的家了。记得曾劝母亲移北京住，她仍是农民的感情，由清光绪十几年就食息于其地的这个家，纵使已经残破不堪，还是舍不得。在这种地方，我是唯心论加自由主义者，也就不勉强。幸而家里还有长嫂等，思想没有进步为社会主义，晨昏，三餐，不改旧家风，敬老，照顾，我就可以放心到另外一个家，去专心吹整风之风。当然，每年还要找机会，到家乡去看看。由1952年到1957年，如果恰好是一年回去一次，那就是共回去六次。本篇是说1958年的一次，何以偏爱这一次？是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不久就成为都吃不饱，胞妹在天津，亲骨肉连心，把母亲接到天津去了，以后就不再有回家乡省亲的事。

以上帽戏演完，改为说这末次省亲的情况。时间选在2月16日，旧历丁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年十二月小），想是因为在运动中，请假不方便，所以利用春节的休息日子。其时公路和汽车都远不如现在，我六时起床，由北京乘长途汽车沿京津公路东南行，只能坐到家乡之西略偏南二十里的大孟庄。然后向东开步走，十几里，过侯庄子马姓表妹（三姑母之次女）家，扰了午饭，休息一会儿，再向北走，约下午五点钟才走入家门。母亲当然格外高兴，因为儿子回到跟前，在一起过年。长嫂等也一如既往，热心关照。次日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本来有旧梦可温，如东行一里到河北屯镇，东南角空地炮仗市听鞭炮声，街中心路南关帝庙内看年画，可是估计也许不会有，又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没有去赶集。这更重要的事是看亲长和一些熟人。我们张姓是外来户，一分为三，青壮大部分外出，老一辈（我的叔父辈）还有些。

南院二叔父最孤单，二婶母土改时被打死，儿女都不在跟前。去看他，尽量少提旧事，只问问目前的生活情况。说是自己做饭吃，一天烧一次火，晚饭吃点剩的。问为什么不到天津四弟那里去吃现成的，也是因为舍不得这几间房。三叔父与我父亲是胞兄弟，为人很像我祖父，朴实温和。三婶母是续弦，漂亮，精明，待我也很好，我每次回去，定招待我吃一顿饭。张姓三家，只有三叔父家还多有些旧风貌。20年代与我父亲分居，三叔父分的是老宅，外院南房靠西一间，推想就是我降生的地方。里院北房西间，我随着母亲住过，一直记得西北墙角垛着制钱串。东间是祖父住的地方，记忆更清晰，是冬夜，我们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黄鼠狼的故事。后来，1920年前后，他就死在这间屋里。这里，我何以又有兴趣翻这旧账呢？是因为1971年我被动还乡，这旧貌已经化为空无，改为新建的一排北房，房前成为菜园了。所以可以说，这次入内看叔父、婶母，是与儿时住处告别的一次，只是当时未料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