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津回到北京，裘敝还乡，也不能不看看亲友。学剧作家之写剧本，人事千头万绪，只推出与下一场有关系的。且说知道我失业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北大史学系毕业的王崇武，他有个中学同学，较早毕业于师大国文系的李列五（名曾笃，河北省容城县人），在北京私立进德中学教国文，因家务事与本村某人有纠纷，已诉诸法律，须到保定法院去打官司，至开学时不能来京授课，要找人代。显然，介绍我去代就两全其美。语云，饥者易为食，三言两语之后，我就走马上任。

进德中学在鼓楼东后鼓楼苑，在私立中学中规模、地位、名声都勉强可入中等，校长朱毅深，人瘦小，面微麻，却通达敞快，谈得来。记得上课已经超过半个月，我接到北大同班同学李耀宗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来的一封信，说保定私立育德中学缺个教初中的国文教师，请他介绍人，问我去不去。北京与保定之间，当然以不离开北京为顺心，于是“一思”之后，记得是一天上午，发一封平信，说不想去。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再思”之后，觉得还是以离开北京为是（原因留到下一个题目说），于是又补一封信，挂号寄出，说决定前往，那封平信不算了。这之后，找进德中学朱校长办了辞谢手续，整理衣物，存同学处一部分，形只影单而东西不少，西南行，还是教不愿教的国文课去了。

保定旧为府，城比一般县城大，育德中学在西门外，出西门，走一段路（通往火车站的路），转南一条小街名金台驿（？），进北口不很远，学校在路西。规模不小，校史也不短，所以名气相当大。校长郝仲青（名卓）是学界的老人物，为人严正练达，朴实，认真负责，全校师生为其作风所化，因而入校门就会感到秩序好，人人都努力，求向上。我到校之后，李耀宗毕业于这个学校，与学校的许多人都熟，赶来关照，把我安置在靠西部的一排坐北向南两层楼的教师宿舍楼上靠西端的一间。教初中两班，上课，改文，海内同风，教法没有特殊要求，所以负担像是比天津轻一些。

课程平平，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说生活情况的其他部分。先说游。与天津比，保定多有古气，所以可游之地，有的比天津的洋公园远为有意思。这指的是莲池，在西街以南督署街路南。面积不很大，布局却有思致，曲栏池水，堂室错落，使人有旷远多变之感。园在清代是书院，桐城派的殿军大师吴挚甫（名汝纶）曾任山长。还可以欣赏其流风遗韵，如游廊壁上嵌有不少石刻，展厅里悬有不少名画，一般公园里就见不到。第一次入内看，印象至今还清楚的，有一副木刻的对联，邓石如所书，联语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草体，笔画龙飞凤舞，真可以说是见所未见。又一件是摆在展厅一端的一个龟甲，长二尺以上。旁边有个说明，是前若干年，传说城南大清河中某处有深潭，为龟巢，人不慎，在水中走近了，就会被龟曳入巢中吃掉。某年（估计是民初），驻军一旅长的儿子下河游水，近深潭，果然就失踪了。旅长有武力，当然要报仇，于是用小炮对准深潭打，几发之后，居然浮出一个大龟，已经丧命，因为物罕见，事也罕见，就陈列在这里。

大清河有一段紧靠南城墙，辟为城南人民公园，也可以游。水由西向东缓缓流，果然很清。岸上有宽阔的空地，树不少，与莲池比，多有野趣。水流到城东，有码头，我也到过。船不少，搭乘下行，可以到白洋淀、胜芳和杨柳青。几个地方都是北地的水乡，风景好，人秀丽，总想得机会沿途去看看，至今也没有如愿。时乎时乎不再来，听说千里同风，也都现代化了，那村头渔网，桥畔罗裙，也就不再有了吧？

游，还有市井的。由城中心北行，有个城隍庙，性质同于北京的天桥，如果也不弃下里巴人，就可以进去，看看各种杂耍，如果更下，如今日有些所谓作家之走火入魔，也可以破费一角两角，算算流年，批批八字。可惜我多疑少信，所以走到门口，总是望望然去之。何以还要到门口？是因为东行数十步转南有一条窄小的街名紫河套，是旧书旧字画的集中地，旧习难改，愿意常去看看。街不长，两旁的铺面破破烂烂，货不多，同样是破破烂烂。但正如佳人之喜欢游服装店，我是并不因残旧而兴趣少减。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买一点点。记得书曾买《徐氏三种》（三百千加注），画曾买王莲心（名宸，清朝乾嘉时期画家，居小四王之首）的山水屏。书毁于七七战火；画带回北京，之后看多了，知道是伪品，扔了。

游还有远途的，是1937年春天，清明节后，学校组织往易县去看西陵。坐火车北行到高碑店，换车西行到梁各庄。也许在那里住一夜吧，那就第二天入山，游西陵。地势不像东陵那样空旷，树多，苍松翠柏包围着几处陵墓，像是兼有园林之美。是否看到易水，不记得了，但脚踏的是易县，也就不能不想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事迹。易县产一种绿色的石砚，我早有所闻，路上注意找，未见有卖的。原路回保定，遇见凄风冷雨，至今还记得，恨不得立时钻入某间屋，围着火炉暖一会儿。

游说完，转为说口腹之欲。上面说保定多有古气，因而也就会反映到食品方面，老字号，有些品种，不离家常而味道好。城中心稍偏西路南有个商场，很像北京的东安市场，名马号，里面有些饭馆。一个最有名的是白运章，回教，卖蒸包子（饺子形），保定人呼为白运章包子，都爱吃，价不贵。我当然要尝尝，羊肉馅，肉多而肥，如天津包子之油腻，只能说是各有所好吧。我喜欢吃的是一种名为饸饹条的，用荞麦面掺白面，放在有漏孔的饸饹床子上压成条，或炒，或用炸酱拌，味道很美。据说城中心穿行楼附近有一家名藤萝春（？），以卖饸饹条出名，我未去品尝，我吃，是就近往马号内的两益馆。是1956年的春天，我与同事郭翼舟兄结伴，为考察教材使用情况又到保定，当然想重温吃美味之梦，去找，连卖的店铺也没有了。以上说的是就餐，还有买回家吃的两种名产，店铺名马家老鸡铺和槐茂，也要说说。

马家老鸡铺在督署街偏东路南，回教，门面不大，自产的鸡（忘记制法）和酱牛肉、酱牛杂碎很有名，物美价廉，物美不好说，价廉则好说，酱牛肉是两角五分一斤，酱牛杂碎是两角一斤，我在拙作《物价》（收入《负暄续话》）一文中曾谈及，心情是逝者真就一去不复返了。槐茂是个酱菜铺，在西街偏东路北，以店铺门口有一棵古槐而得名。所制酱八宝菜，用篓装，远销外地。只是我吃过，觉得偏于咸，不如北京后门桥大葫芦的小甜酱萝卜。

此外，保定的名吃还有二道口子（西门内路南第二条街的街口，记得在路东）的罩火烧，我路过，看是用深锅煮猪肠子之类，锅边煮火烧，没有兴趣尝，以致交一臂而失之。由名吃又想到保定的名产，当地谚语说的，保定倒有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雪里蕻）。三种我都尝试过，果然名不虚传。春不老比北京街头卖的几乎长一倍，却比北京的嫩。甜面酱，天津也习惯吃（北京习惯吃用黄豆做的，名黄酱），味道确是不如保定产的。铁球的用途是锻炼手力，一般是一只手揉两个。保定用手工做，球内装大小不等的一个小球，揉时可以发出不同的金属的清脆声音。我手头还有一对中号或小号的，为一个学生所赠，近年恢复大量生产，改为用机器，手工让位，我这一对也就成为稀有了。

保定一年所经历，或说所得，还有一桩必须表一表的，是学开汽车。是到校之后不很久，学校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个人，还带来一辆旧轿车，说办汽车训练班，时间用下午下课后，一周三次（？），三个月毕业，学费若干，教师参加，学校代交。其时我行有余力，又考虑生活技能，可以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还有，学会了，在大路上奔驰，也会比坐教室有意思，就参加了。教师男性，三十多岁，细高个子，精明和气。先入课堂，听讲机件之理，接着跳过学修理，就上车手握方向盘，学开。大部分时间是在操场，接近末尾到城外的公路上，都是由停到动，跑一段路，停止。考核，我的体会，重点是手脚的应变能力，要求速度快而不生硬。据教师非正式评定，我竟考了第一。如果教师的评定不错，我不拿方向盘，而走眼看书、手拿笔的路，也许是最大的失策吧？可怜的补救之道是这里记一笔，以期我的相知以及未谋面的相知都能知道，我年轻时候，是也曾有到阳关大道上驰骋的大志的，有志而事未竟成，终于不得不局促于书桌前，涂涂抹抹，乃“天也”，“非战之罪也”。

最后说人。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名泰）。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

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适才说想说的人只有一个，其实是还可以、或说“应该”加说一个的，那是其时念初一的学生张兆麟。说来很惭愧，保定一年，教过的学生过百，我却一个也没记住。是一年以前，我接到一封长信，说看我的某本拙作，疑惑是当年教他国文的我写的，问是不是这样，署名张兆麟。我复信证实。他健康情况不佳，过很久才来看我。谈及他的经历，是1957年加了右派之冠，发往塞外，二十年后才回到北京。他记忆力好，说到我当年讲课的情形，有如昨日。我很感奋，因为：一、我的门下也有像他这样敢直言的，是我的荣幸；二、保定一年面对的学生，还有记得我的，我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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