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以上原则的首先而又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只有公共意愿才能够按照建立国家的目的，也就是公共幸福来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所以，使社会建立成为可能的是个别利益的一致，当然，前提是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形成社会联系的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处。如果这些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话，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根据这些共同的利益。

当然我要说的是：既然主权不外乎是公共意愿的运用，那么就永远不能转让；既然主权者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那就只能让他自己来代表自己；能转移的是权力，而不是意志。

事实上，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在某些点上有一致性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想使这种一致性长久地维持下去却是不可能的；由于本性的原因，个人意志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共意志总是倾向于平等。人们要想保证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的长久一致性，光看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即便它应该是存在着的，但那不会是人为的结果，只能是机遇的原因。主权者可能会说，“我的意图代表的的确是某某人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他声称的他所希求的东西”；但主权者却不能这样说“我现在的意图也是这个人明天的意图”，由于意志让自身受到未来的约束，这本来就是荒谬的。同时也因为，任何别的意志都不能代表别人认为的幸福。所以，如果人民只是一味地顺从，那么，总有一天，人民本身就会因此而解体，就会丧失人民的品质；一旦出现了一个主人，主权者就立刻消失了，并且从此政治体也就毁灭了。

这并不是说，主权者有反对首领的号令自由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就不算是公共意愿了。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沉默也可以被认为是人民的同意。关于这一点，下面我还要详细地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