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每一个动物都看成是一部精密的机器，由自然给这部机器装上感觉，使它活动起来并且保护自己，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免于受到干扰和破坏。在我看来，人也是类似于此的机器，不同点在于，动物这台机器在运作的时候，仅有唯一的一个操作者——自然。然而人类作为自由的操作者，在机器运作与性格的形成上都享有部分权利。动物是依据本能决定取舍的，而人类则是依靠自由意志。所以动物无法偏离自然给它预设的轨道，即使偏离是对其有利的；与之相反的是，人类却会经常偏离这种轨道，即使那样做对其有害。因而不难推出，鸽子能在一盘美味的肉旁边饿死，而猫也可能在一堆水果谷物面前饿死，其实只要它们想到要尝试一下，就可能会从这些它们不屑一顾的食物中获得营养。因而，只有那些挥霍无度的人才会恣意放纵，导致疾病和死亡，原因是精神能够损害感官。当自然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识仍然在没有止境地提出要求。

因为动物有感觉，所以它们也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念甚至能联结在一起，人区别于动物也正是在观念联结的程度上。一些哲学家甚至声称，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所以，造成人与动物之间差别的应该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理解能力。自然为动物和人制定了法则，动物只会乖乖地顺从，人尽管也受这种力量的束缚，但他知道自己能够自主决定对这种法则是违抗还是遵守。正是他对自由意志的意识，让他的心智得以发展。物理学大概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感觉的机制和观念的形成情况，但是在这种意志能力，抑或说是选择能力，和对这种能力的认识方面，我们仅仅能发现纯精神的活动，这是力学规律完全不能解释的。

但是就算所有问题都困难重重，我们也应考虑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另一种差别，而且这一差别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这便是人类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每个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也是整个人类都拥有的。人类在环境的协助下，通过这种能力，逐渐发展出其他能力。但是，动物就不一样了，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形成，然后这种状态会持续一生，并且在几千年后，它们仍同几千年前一样，无任何变化。为什么只是人会变得老弱糊涂？难不成是因为他又回到了原初状态？对动物而言，它们从未得到，所以也就无所谓失去，它们仅仅受本能的支配。而人一旦发生事故或者年老就会失去他们以往拥有的，曾让他们成长的优良品质，以致沦落到不如动物的境地。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幸的根源正是这种天生的无限发展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赋予人类在各个时代所具有的智慧和错误、缺点和美德，并使人最终成为自然和他们自己的暴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在时间的演进中逐渐脱离了安宁无知的原始状态。因而对那些教会奥利诺科的印第安人用木片贴在儿童的头上，以期保留他们原始幸福和一部分无知这一方法的人，我们倒是可以将他们称为慈善家，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件事。

原始人仅具有自然赋予的原始能力，抑或说这种能力是自然为了补偿最开始他们可能缺少的能力而赋予他们的，后来这种能力却让他们超越了这些纯动物性。所以，同其他动物一样，感觉和视觉必定是原始人最基本的能力。在新环境激发原始人的能力发展之前，原始人最初的和几乎全部的精神活动只包括是否愿意，是喜还是惧。

不管伦理家们怎样认为，我坚持说人类智力的发展都应该主要归功于欲望，而欲望能否被普遍满足则要依赖智力的发展。正是因为欲望的推动，智力才能得以发展，我们之所以渴望知识正是因为我们希望享受，我们不认为一个既没有任何喜好也没有任何恐惧的人会去费力地思考。与此同时，欲望来源于我们的需求，而欲望的发展也依赖于我们的知识的不断积累，因为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概念，或者源于自然的简单冲动，否则我们并不会害怕或者喜欢任何事物。原始人没有任何一种知识，他只有自然冲动的欲望，追求的事物永远不会超过他的生理需要。在这个世上，他只知道睡觉、食物和女人是好的，唯一害怕的也只有饥饿和伤痛。当然，这里所说的伤痛并不包括死亡，因为没有动物知道什么是死亡，死亡的概念和对死亡的恐惧的知识是人在脱离动物状态之后获得的最初的知识之一。

假如有必要，我不难举出例子来证明此观点。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智力的发展总是与人们因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的需要成正比，或者说是与人们的自然需求精神成正比，这样一来，它也就与促使人们去满足的种种欲望成正比。我可以说明，埃及的艺术是伴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我也能追寻希腊艺术的踪迹，它们在阿提卡的沙砾与岩石中生根、发芽，并长为参天大树，但却不能在欧罗塔斯河肥沃的岸边存活。我观察到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勤劳，这是由于假如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自然似乎要让事物趋于平等，她在不愿让土地肥沃的地方赐给那里的人们以高明的智慧。

但是，就算没有历史上那些不确定的证据，我们也都看得出来，一切都仿佛在剥夺原始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手段和欲望。原始人的内心没有任何要求，他的想象力描绘不出任何图景。他仅有的一点需要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他没有必需的知识让他产生更多的需求，他没有任何好奇心，也不能预见任何事情。他越是熟悉自然，就越是对自然没有兴趣，在他眼里，自然的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正常运转着，他没有足够的眼光去欣赏伟大的奇观，就算他曾知道观察他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不能希望他在内心深处能产生近似哲人的爱好。因为没有任何搅扰，他在心里完全仅考虑眼前的感受，毫不为将来作打算，哪怕是不远的将来。同他的心智相符的是，他所考虑的事情也很有限，甚至几乎不会计划天黑之前的事情。就算现在，加勒比的土著人的见识范围也仅限于此，他早上轻率地卖掉棉被，晚上又只好伤心地重新买回棉被，因为他想不到晚上还需要棉被。

我们越思考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知识和纯粹的感觉之间的差距就显得越彻底。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仅靠自己的力量而不借助于需求的刺激或者交流就能够填补这个鸿沟。在多少世纪之后，人们才可以认识天火以外的火！在多少偶然的机会发生之后，人们才可以学会火的基本用法！在多少次火焰熄灭之后，人们才可以学会生火的技术！又有多少次，这种技术因为发明生火的人的死亡而失传！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农业呢？它需要投入如此多的预见思维和劳动，还需要依赖其他许多技术。显然，农业只能在社会中产生，或者最早是在社会建立之初产生的。我们要在土地上生产最适合我们口味的食物，而不是希望从农业耕作中获得那些能自行生长的食物。

让我们作个猜想：如果人口过度繁衍，土地上产出的粮食自然养活不了他们——顺便一提，这种假设已经能够证明此种生活非常适合人类——假如没有炼铁厂，也没有制造厂，劳动工具就已经自动地出现在原始人手中；假如他们已经学会了预见自身需求；假如他们也已经克服了对不断劳动的天然厌恶；假如他们已经弄清了怎样耕耘土地、播种植树；假如他们已经研究出了碾谷和酿酒的技术——假如上帝已经把所有事情教给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这些技术。就算这一切都发生了，但是假如他们在辛苦耕耘之后，收获的粮食却可能被第一个来到这里并且看上这些粮食的动物或者人抢走，那么，谁还会愚蠢到自寻烦恼地去耕种土地呢？特别是当他们越是需要得到劳动的报酬而又越是确定不能得到的时候，谁还愿意终身从事繁重的劳动呢？总之，在他们还没有分配土地之前，即还没有消灭自然状态之前，人们怎么会愿意耕种土地呢？

假如我们设想原始人已经训练成哲学家那样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也像哲学家那样，把原始人想象成一个哲学家，他能够研究崇高的真理，可以通过高度抽象的逻辑推理，从对创世者意志的认识中，或从对普遍秩序的热爱中，创造出正义和智慧的箴言，简言之，我们假设原始人原本就明智聪颖，但是实际上他们蠢笨无知；那么，人类在树林中与动物混杂在一起时能有什么进步呢？人类能从这种无法彼此交流却会随着创造者的死亡而消失的智慧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原始人没有固定住所，不需要彼此协助，两个人一生中的见面次数可能不会超过两次，甚至根本不认识，也不曾在一起交谈过的原始人之间又能有什么启示，自身能有什么改善呢？

设想，人类有多少观念的产生要归功于语言的使用，对锻炼人的思维活动，语法又起了多大作用！让我们想象一下，最开始语言的发明花费了难以想象的大量时间，其中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苦痛艰辛！依据前述的种种假设和此处这些假设，我们能作出判断，人类要经历多少个千年的漫长岁月，才能够逐渐地发展出他所能进行的这些思维活动呢？

在这儿，我想用一点时间思考语言产生的种种困难，对此问题，我仅需简单引用孔狄亚克神甫的研究就足够，因为它们完全证实了我的观点，并且在最开始好像还启发了我。然而从这位哲学家解决抽象符号的起源的方式来看，他显然将我质疑的问题作为了他的假设的前提，即在最初创造语言的那群人里，一定已经产生某种社会联系了。所以，在引用他的研究时，我觉得应该附带上我的观点，以便于从我的角度来解释同样的难题。第一个出现的难题是考虑语言是怎么样成为必要的，这是由于原始人之间既没有任何交流，也无任何交流的必要，如果不是有任何程度的必要，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发明语言的必要性，甚至连这种可能性也是没有的。我赞同有些人认为语言起源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内部交流的观点，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我们犯那些将社会状态中的观念硬搬到自然状态中的人所犯的错误。那些人一直认为那时的家庭与今天的家族一样，全家人亲密而长久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许多共同利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大家是一个整体。

但是，事实上，在原始状态中，人们没有任何财产，也根本没有房屋，甚至没有茅屋。每个人都是随便找一个地方休息，几乎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住两夜；男女之间的结合也毫无计划，他们机缘巧合，或者偶然碰到，或者彼此乐意就结合在一起，几乎不需要用语言来交流彼此的想法，他们分开时和之前一样陌生。母亲喂养孩子，最开始也仅仅是因为那样对她有利。后来，在习惯之后，她就爱上孩子，这时才会由于爱孩子而喂养他。一旦孩子长大能独立谋生，他便会自动离开母亲。这些原始人只有常常见面，才不会忘记彼此。否则，他们隔很久再见面时就不会认得对方了。我们进一步考虑便会发现，反而是孩子有许多需求要表达出来，他必然比母亲有更多的话要说，所以孩子必然承担了发明语言的重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语言，所以那个时期语言的数量必然和使用语言的人数相等。语言的种类也会伴随着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而增多，但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让语言固定下来。至于那种认为母亲教会孩子用语言来说明他想要的东西的说法，根本没有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而仅仅解释了人们怎样传授那些已经产生的语言。

但是不管怎样，让我们先假设第一个难题已经解决，暂不理会在自然状态和语言成为人类必需之间的那个漫长的时期，暂且承认语言产生的必要性，然后来探寻语言最开始是如何产生的。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却更难解答的难题，因为人们如果需要语言来学习思考，那么为了发明语言，他们必然更需要学会怎么样思考。就算我们能够想到发音语言是怎样成为解释我们思想的约定工具的，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对那些不能感知的抽象事物、不能用手势和声音表达的思想又该使用什么样的约定工具呢？所以关于这种交流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的起源，我们现在还很难作出任何合理的猜测。这一艺术是如此地精深，且早已远离它的源头，哲学家们至今依然在一个离这种艺术的完善状态遥不可测的距离研究它，即使任何一个大胆的人也不能断言它经过怎样的历程才一步步臻于完善的。就算伴随时光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对它完全不产生影响，就算我们的学者能够摒弃所有偏见，甚至做到客观公正，让所有的学术团体都不间断地连续几个世纪来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也没有人能作出这种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