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僵硬性使其不能灵活应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变成有害的，并且还可能在危机关头导致国家灭亡。各种程序和手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有时候局势是刻不容缓的，有千百种可能都是立法者根本不曾预料到的。因此承认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本身便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预见。

所以，绝对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化到取消使法律停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实际上就连斯巴达也曾使它的法律休眠过。

但是，值得去冒变更公共秩序的危险的唯有紧要关头，而且除了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之外，人们绝对不能取消法律的神圣权威。在这种显著而又罕见的情况之下，人们就把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托付给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这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行为。这一委托按危险的种类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

如果是为了挽救危局，只要扩大政府的活动就够的话，那么便可以把行政集中在一个或两个成员的身上。于是，这里变更的便仅仅是行使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法律的权威。如果危险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导致法律的尊严竟然成为维护法律的障碍的时候，就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暂时中止主权权威，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不能怀疑的；而且很显然，防止国家灭亡是人民首要的目的。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立法权威的中止并不代表消失；行政官可以把立法权威变得沉默，却不能使它发言；他可以控制它，却不能代表它；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唯独不能立法。

第一种方法为罗马元老院所采用，它用一种庄严的仪式授权执政官以保障共和国的安全。而当两个执政官之一任命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了，这种办法的先例是阿尔比给罗马做出的。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他们往往求助于独裁制，这是由于国家尚未拥有一个足够坚固的根基，仅依靠宪法的力量不能自保。

这时候，在别的时代里是必要的种种防范措施在罗马的风尚之下都成为多余的；人们既不需要害怕独裁者滥用权威，也不需要害怕他企图在任满之后继续保持权威。与之相反，仿佛如此大的权力对被赋予这种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独裁者常常急于摆脱这种权力，好像取代法律的地位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痛苦的事似的。

然后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贬低权力而不在于滥用权力了，我要指责早期罗马在运用这种至高无上的行政官制度时不够审慎。因为如果人们把这种制度滥用于奉祀、选举和种种纯形式的事务上，就有理由要担心在必要的关头它会变得不够顽强，而且人们也会习惯性地把只是用于无意义的仪式方面的这种官衔看成是个空头衔。

等到共和国的末期，罗马人就变得更加慎重了。可是正像以往滥用独裁制那样，他们又同样毫无道理地吝惜独裁制。很显然，他们的戒心缺乏根据，对它内部的那些行政官来说，当时首都力量很薄弱，这反倒成为安全的保障；在某种情况下，一个独裁者可以保卫公共自由，但是永远不能觊觎公共自由；罗马的枷锁并不是在罗马本身内铸成，而是在它的军队中铸成的。庞培对恺撒以及马留乌斯对苏拉都没有进行一点抵抗，这足以说明用内部的权威来抵抗外来的武力会有什么后果了。

罗马人因此犯了重大的错误，比如，在卡提里那事件中没有任命一个独裁者，就是这样的错误。因为既然这一事件只是罗马城中的问题，至多也只能算是意大利某几个省区的问题。所以运用法律所赋予一个独裁者的无限权威，是很容易消除阴谋的。但是那次阴谋被阻止只是因为种种幸运的机缘巧合，而这种机缘却是谨慎的人类永远不应该期待的。

元老院反而满足于把它的全部权力都交给执政官，因此就发生了西塞罗不得不在一个关键之处超越了权限——为的是行动有效。假如说开始的效果竟然使得人们同意了他的行为的话，那么到后来人们又要求他对公民违反法律而造成的流血事件负起责任，也应当是公正的；但是对一个独裁者就不能进行这样的谴责了。但是这位执政官的辩才使大家迷惑了；虽然他是罗马人，但他爱自己的荣誉显然胜过爱自己的祖国；他追求的与其说是保卫国家的最妥当而又最合法的方式，倒不如说是要享有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荣誉。所以他就很公正地被认为是罗马的解放者而受到尊敬，又很公正地被认为是法律的破坏者而受到惩罚。不管对他的判决的撤销是如何光彩，但是那确实只能算是一种恩赦。

除此之外，不管这个重要的委任是以何种方式授予的，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它固定在很短的一个期限之中，绝对不能过长。在建立独裁制成为必要的危急关头，国家不是被很快地毁灭就是保全；而当危急关头过去之后，独裁制要么变成暴君制，要么就是有名无实。在罗马，独裁者的任期只有六个月，他们之中大部分都在期满之前就卸任了。如果任期更长，或许他们还会企图再继续延长，就如同十人会议对任期一年所做过的一样。独裁者只能有应付紧急情况的时间，但是不允许拥有来梦想其他计划的时间。